社會風險——

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明顯滯后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誘因是社會風險，即沒有實現經濟社會同步發展，導致一系列民生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而影響經濟增長，使發展大跌跟頭。

一些國家的教訓值得深思：在邁進中等收入階段后，就業、住房、社保等問題凸顯，社會負面因子不斷累積，發展一步步掉進“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社會正碰到類似的挑戰。近年來，由于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百姓普遍感覺“國強民不富”、“幸福指數不夠高”。

——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差距拉大。

從全世界看，收入差距過大雖不是用來判斷是否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但它加劇了不平衡，導致的社會問題很可能引發一國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國家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數仍高達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擁有全部社會財富的逾50%，而20%的貧困家庭僅擁有2.5%的社會財富，這正是有的國家遲遲未能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原因。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2000年起，我國基尼系數越過0.4的警戒線，2006年曾達到0.49，之后雖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間收入差距的鴻溝加寬，“馬太效應”愈加明顯。財富向資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傾斜，普通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錢包”鼓得很慢，這種差距在通脹狀況下更顯分明。為求經濟增速一高再高，各項投入仍傾向于“物”而不是“人”，對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緒出現，社會矛盾觸點密、燃點低，群體性事件增多。

——城市發展貴族化，形成城鄉“新二元結構”。

眼下，中國大城市華燈璀璨、高樓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來越嚴重，房價高、就業難、看病貴以及教育、養老、生活環境、食品安全等問題突出，面臨“城市化陷阱”。

資料顯示，在西歐、北歐一些國家，政府財政的50%用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支出；美國用于社保的政府財政也約占30%。在我國，財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標準低、覆蓋面小，跟不上城市化進程，廣大農村的社保領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認為，我國城鎮化率是“虛高”，實際上仍有10%—12%住在城鎮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并未充分享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和社保。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說，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國城鎮人口比例達49.6%，但如果以戶籍為標準，起碼有1億多生活在城里的人沒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許多進城打工者實現了職業轉換、地域轉移，卻未能實現身份的轉變。一些農民多年在城里打工，舉家進城卻扎不下根，城市內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即戶籍市民與無戶籍農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