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進中國·十八大精神在基層)“異地現象”牽掛多少民生期盼

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完善和創新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曾說,協調推進城鎮化是實現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選擇。

記者近日走訪北京、陜西、湖北、廣東等地發現,城鎮化加速人口流動,增強經濟發展活力,但“異地”帶來的系列難題也成為一種民生之痛,破解“異地現象”所帶來的社會管理難題已成為基層群眾的強烈期盼。

流動大軍的“異地之痛”

截至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1.27%,將近2.3億流動人口。近年來,與流動人口生活密切相關的系列“異地問題”開始凸顯。

2012年,“異地高考”成了網絡熱詞。在搜狐網發起的“異地高考你支持還是反對”的話題中,有近百萬人參加投票。

在北京,京籍與非京籍人士就是否“異地高考”展開網絡“論戰”。爭取異地高考政策的家長張先生說,自己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孩子從小就在北京上學。但遇到高考,自己的孩子還得送回原籍,不公平。

一位京籍高中生家長說,一些北京人早就對外地人涌入北京造成的公共資源緊張等問題意見很大。這次又要開放異地高考,北京孩子的競爭太殘酷。

在“異地高考”背后,更多的“異地現象”值得思考。異地醫保報銷、異地辦理準生證、異地結婚登記、異地退休養老等等。貼上“異地” 標簽的這些事,似乎都成了百姓生活中的“難辦之事”。異地準生證更是被網友戲稱為“史上最難辦證件”。

不少人認為,是戶籍制度對人口流動添加了桎梏。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李漢林認為,“異地問題”看似是戶籍制度壁壘所致,實則牽扯到社會公共資源分配問題。戶籍本來只用作記載人口信息,人為給戶籍增添“附加值”,使戶籍成了公平分享社會公共資源的壁壘。

“異地現象”背后的三大矛盾

記者采訪發現,“異地現象”難解,背后存在三大矛盾——人口流動與戶籍制度管理之間的矛盾、外來務工人員“流入易”與“融入難”的矛盾、優質資源有限與公共服務均等化需求大之間的矛盾。

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一份民調顯示,外來人員對“北上廣”的經濟發展缺乏“共享感”。該中心執行總監王文俊說,調查發現,外來人員最期待通過“提高醫療、教育、養老保障的標準”、“降低看病、入學、交通、水電等公共服務收費標準”和“增加個人收入”的方式來實現經濟發展成果共享。

為了讓外來務工人員更好地“融入”當地,廣東省東莞市專門設立一個正處級行政單位進行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并親切地稱外來人員為“新莞人”。

東莞市新莞人服務管理局副局長陳曉慧說,經過多年努力,本地人和新莞人在醫療、社保等方面的差距基本消除,但免費義務教育依然主要是針對戶籍居民子女實行的政策,如果想要一步到位實現義務教育均等化,是對政府財力的極大挑戰。

記者根據東莞市新莞人服務管理局提供的數據算了一筆賬。東莞市有常住人口822萬,其中新莞人640多萬。假設640多萬新莞人中10%是孩子,那就有約64萬人。按照每年安排50萬適齡在學兒童來計算,一個班40人,就需要12500個班。東莞市一個小學的規模是40個班左右,解決這50萬人的九年義務教育需要300所小學和將近300所初中。

相比之下,在東莞建一所學校從買地到建設成本大約需要1億元,這還不包括維護校舍和師資的支出。2011年,東莞市三級財政支出只有602億元,剛夠建起600所學校。

記者了解到,按照我國目前的政策,各地財政預算、城市規劃等都是按照當地的戶籍人口來計算,就學、就醫、道路、土地等依據的也是戶籍人口的數量。這就在人口流入地造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也無形中加劇了流動人口與戶籍人口“搶奪”公共服務的矛盾。

如何破解“異地難題”?

李漢林認為,破解“異地難題”不能“單兵突進”,而涉及戶籍制度、高考制度、社保制度、財政體制等一系列改革。如教育領域,將義務教育經費跟著流動人口,而不是按照戶籍人口下撥,會有助于各地財政安排流動人口子女就學問題。

如何理順流動人口管理問題?廣東、北京、浙江等省市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部門負責人建議國家在機構設置、法律完善、隊伍建設、信息共享和社會參與等5方面推進頂層設計。

一是建立全國統一的流動人口管理機構,二是出臺全國統一的規范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法律法規,三是在流動人口聚集地建立一支人數足、待遇夠、素質高、工作到位的流動人口協管員隊伍,四是建立以公民身份證號碼為唯一代碼、統一共享的國家人口基礎信息數據庫,五是推動基層組織、社會組織參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賀雪峰指出,中國的城鎮化也要防止出現城市內的二元結構。如果一些人處于“半城市化”狀態,但又和土地脫離了關系,會給社會管理帶來新的問題。

賀雪峰認為,“異地現象”背后的三大矛盾有可能會長期存在,但這些矛盾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矛盾,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加大針對“異地現象”的改革力度,經濟社會發展依然可以長期持續。(采寫記者丁靜　葛素表　張麗娜　詹奕嘉　徐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