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在文藝28組的討論會前，幾名委員坐在一起聊天。其中一個委員說：“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開微博啦。”另一個委員打開手機就念了起來：“我是羅援，經批準我可以開微博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輿論陣地，你不發聲，別人就發聲，甚至冒充你的聲音發出一些噪聲……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發。為了我們親愛的祖國、親愛的黨、親愛的軍隊、親愛的人民，我們應該戰斗！”

羅援微博開通的當天下午，“粉絲”就達7萬余人，而委員們的反應和網絡上一樣強烈。軍旅作家唐棟委員認為：“此舉是與網絡信息時代的特點相適應，體現中國軍隊更加開放、更加自信的姿態。”“在網絡聽到羅援將軍這樣的聲音，很振奮，凡是對祖國和民族有著濃厚感情，并與祖國共榮共存的這片土地上的兒女們，能不為此引起共鳴嗎？”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袁熙坤委員充滿激情地說。

“不管你接不接受、適不適應，互聯網時代已經到來。”北京信息化協會會長郭為委員介紹，“我國已有5.6億網民，網絡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改變了傳統的生活方式。”

“互聯網經濟已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浙江省僑聯主席吳晶委員對網絡的影響力有切身體會。她講了這樣一個例子，浙江紹興楊汛橋鎮芝塘湖村村民陳曉良，19歲時中風偏癱。2007年，在市殘聯的幫助下，陳曉良在淘寶網上開了一家“完美生活超市”，專賣保健品。5年來，“開網店讓他實現了自食其力”。吳晶說：“網絡創造了1000萬個就業崗位。對于解決社會就業、拉動內需和促進經濟發展，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網絡負能量很傷人

羅援說，之所以下決心要開微博，是因為自己曾是網絡謠言的受害者。網絡上曾有人冒用“羅援”的名義發聲，強加不實言論，借題發揮，以訛傳訛，造成的惡劣影響，讓羅援有口難辯。他說：“比如網上流傳羅援提出要‘轟炸東京’‘要率團登釣魚島’，這些都不是我本人的觀點。”而部分人士未經核實，就以此大做文章，影響很壞。

“微博一轉，圍觀千萬”，一張艷照、一段不雅視頻，在網絡上發酵速度驚人，極易形成強大的輿論場，網絡讓人既愛又恨。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蔡玲委員如是分析網絡這把“雙刃劍”。

2012年以來，從“表哥”“房叔”的落馬，再到不雅視頻等，網絡反腐日益引人關注。然而，蔡玲也注意到，曬艷照、亮房產、小三曝光……網絡反腐娛樂化、低俗化現象日趨嚴重，如不加以規范，負面效應顯現，極易形成集體性的非理性力量，導致“誤傷”甚至侵權違法行為的發生。

不健康、不真實的網絡輿論會稀釋網絡的公信力，挑戰公眾的道德底線。國浩律師（成都）事務所合伙人施杰委員指出，種種負能量的宣泄對群眾的生活造成了嚴重滋擾：網絡“水軍”綁架輿論，網絡謠言漫天紛飛，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由此產生的副作用代價巨大。他認為，惡意控制、引導、左右網絡輿論，利用“水軍”牟利、甚至對個人進行打擊報復，不是對新媒體平臺良性的運用方式。“成熟的網絡新媒體平臺應該讓網民心聲得到有序表達。”施杰說。

網絡要生發正能量

換屆之年，2013年的全國兩會比以往更受關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網、新華網、央視新聞等媒體都運用官方微博與廣大網友進行了互動；直接參政議政的代表委員們，也利用微博“收集民意、匯聚民智”，直接發帖求建議；更多的普通網友，則在微博140字的空間里寫下了他們對“中國夢”的期許。

“面對網絡媒體的興起和沖擊，傳統媒體應該積極行動起來，直面社會熱點，主動進行議程設置，發出主流聲音，引導網絡輿論。”中國文聯副主席劉大為委員為此強調。

“減少網絡噪音，擴大網絡正能量的傳播，最重要的是要把網絡的運營和使用納入法制化軌道，用法律為網絡正能量的傳播保駕護航。”施杰委員建議出臺《網絡個人信息保護法》，保護個人隱私，打擊利用網絡造謠、誹謗和人身攻擊的行為，優化網絡民意表達環境，遏制網絡暴力。

民建海南省委主委施耀忠委員認為，在網絡立法中，應在政府管理與公民權利之間，在公共秩序的規范與個性化的體驗之間，找到利益的平衡點。他說：“作為一塊公民素質的訓練場，網絡應當成為人人皆能參與的言論場所，成為監督制約公權力的強大陣地，成為安全、有序、開放與自律的交流平臺。”

郭為委員說，我們應當充分利用網絡，把政府服務信息網絡化；對于網上輿論，政府要學會傾聽，學會“打撈”網上最真實的民意；群眾要學會表達，學會甄別最真實的公共信息。“網絡不是洪水猛獸，而是一種工具，用好它，能提高執政能力、推進社會服務。”

（本報記者 張玉玲 韓業庭 吳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