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網癮是病”的論斷從何而來，您的界定標準是什么？

陶然：世界衛生組織對疾病概念早有定論，界定時需要遵循兩條標準：1、社會功能（包括人際關系、工作學習、日常生活）受損；2、給自己和他人帶來痛苦。以這兩條標準來衡量，我由此得出“網癮是病”的結論，由此開始標準制定工作。

從2005年到2008年，我和團隊對1200個病人人均400多個臨床、心理癥狀和體征進行了概率統計分析，按照每條癥狀的出現頻率進行按次排序，低于50%的癥狀摒棄。

隨后，我們又選取了近500個樣本，每個孩子由兩名醫生進行問卷調查，將其中表現出的最相似、一致的癥狀羅列出來，再按照出現頻率進行統計。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使用了六臺電腦，耗時半年，而從最初立意到最后終于被確立為國際標準，前前后后長達八年。可以說，我們經過了一條艱辛的長路。

之所以說是長路，一方面就國際方面而言，根本沒有“非物質成癮”這個章節，更別提將之確立為一種病。就國內而言，大部分學術意見將之歸納為“沖動控制障礙”或者“病理性上網”，認為不該重提已經被國際社會摒棄的“成癮”語言，這就抹殺了網癮病癥原本具備的“渴求”、“戒斷反應”兩條最鮮明突出的特點。這是課題研究之初最大爭議之處。

記者：DSM-5中的網絡游戲成癮一共有九條診斷標準，能給我們介紹一下具體內容嗎？

陶然：這九條中有八條來自我制定的《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中的癥狀標準，再加一條嚴重程度標準。包括：渴求癥狀(對網絡使用有強烈的渴求或沖動感) 、戒斷癥狀(易怒、焦慮和悲傷等) 、耐受性(為達到滿足感而不斷增加使用網絡的時間和投入的程度) 、難以停止上網、因游戲而減少了其他興趣、即使知道后果仍過度游戲、向他人撒謊玩游戲的時間和費用、用游戲來回避現實或緩解負性情緒、玩游戲危害到或失去了友誼、工作、教育或就業機會。

記者：《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納入正式出版的DSM-5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部分中的網絡游戲成癮的意義和影響何在？

陶然：這個標準的制定，有利于推動戒網癮機構向專業化方向發展，就是要有更多的專業醫療力量進行科學性的救治。設立戒網癮機構，也要有專業性認證和許可，不但要克服戒網癮機構專業力量不足的亂象，關鍵是要給沉迷網絡的孩子以有效的幫助。另外，標準的清晰制定也有利于讓更多孩子得到更及時更好的治療并讓其獲得相關知識，醫生有了較為科學的指導依據，而且一旦將之劃定為疾病范疇，就可能引起政府和相關部門更大關注，可能納入醫保范圍，可以減輕部分家庭，特別是農村家庭的負擔。家長、家庭對此事也會引起足夠重視和警醒并獲得相關知識。此外，這一科研成果可以提高我們在國際醫學舞臺的國際地位，對年輕的科研工作者是種巨大鼓舞。

記者：中國的網絡發展在國際上并非最發達的，但是對于網癮課題的研究卻是走在世界前列，在您看來主要原因是什么？

陶然：首先，中小學推行應試教育，孩子們大多沒有豐富的課外娛樂生活，容易將網絡當做單一的寄托。

其次，家庭教育不當也是關鍵因素。“自戀型”的母親和過于理性的父親容易造就網癮孩子。其中，“自戀型”的母親主要表現在過度控制和要求完美，以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替代孩子切身的體會和感受，實際上是以自我為中心和自我滿足。而過于理性的父親則很少注入情感因素，忽視親子教育，過于硬化教條。這種家庭容易造成孩子各種心理問題，實際上也遏制了孩子們的創新能力。

最后，則是源自時勢造就。2002年“SARS”時期，孩子們大多宅在家里過度上網，各種現象初露端倪，客觀上推動了研究的快速發展。

通過研究這一課題的發病機制，我們發現這些孩子自我認同度較低，在理想自我和現實自我同一性、潛意識和意識同一性、理性感性同一性方面沒有做到很好平衡和統一。在這里我們也呼吁，真正的愛，是尊重孩子的存在，滿足孩子真正的心理需求，而非事必躬親，以自我主觀感受代替孩子親身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