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親們喜歡叫他“老翟”，不太熟悉的叫“翟法官”。

作為一名法官，老翟“基層”得沒法再基層了：哈拉海是吉林省農安縣的一個小鎮。作為哈拉海法庭的一名法官，老翟每天處理最多的就是田間地頭，家長里短的各種案子。

即使在這個偏遠的小鎮上，老翟也是公認的窮。老翟剛來法庭的時候，還是“小翟”，已經成家了，連住的地方都沒有，四處打游擊，最后還是同事老崔幫他借了個土房。搬家的時候，一對箱子，兩套行李。“就這？”老崔驚訝了，你好歹也是個拿工資的人啊。“就這，日子過得不好，讓你笑話了。”小翟同志臉紅了。工作23年了，小翟變成了老翟，但生活質量沒啥根本改善。省電視臺的記者來采訪，看到的還是多年前蓋的平房，窗戶還是木頭框的，喝的是轆轤井水，看的是一臺老式電視機。老翟自己卻很知足：“當初蓋了新房裝不起窗戶、砌不起圍墻，現在好多了。”

日子清貧，感受最深的是老婆孩子。老翟的女兒上學了，最頭疼的是交學費：小學、初中時學費需要600多元，老翟工資才800多元錢；高中時，女兒學費2000多元，老翟工資雖然漲了，但也不過1700多元，老翟的老婆沒有工作，這點工資維持基本生活開銷都困難，無奈只好去別人家借，以后慢慢還。女兒很懂事，從不吃零食，每次上學背著書包，手里還拿著個兜子，看到路邊有空瓶子、廢紙殼，就撿起來留著賣點錢。

老翟和老婆秋天的時候會從村里拉回好幾大袋子毛蔥，晚上就用剪子剪掉毛蔥的頭，之后再送回去。剪一斤兩毛錢，剪幾百斤，能賺到幾十元。女兒最大的心愿是有個MP3，看到同學們有好吃好玩的新鮮玩意，心里很羨慕，但從來不說。女兒很爭氣，考上了大學。從沒出過遠門的女兒大學報到那天，為了省錢，爸媽沒送，自己到了校園。上大學的時候，女兒想申請特困補助，老師看到申請表上寫的“父親：法官”，把申請表退了回去。

老翟的老婆很理解丈夫。這名樸實的農村婦女，總是默默地站在丈夫身后，支撐著這個家。她唯一一次跟老翟紅臉，是母親去世的時候，小姨子要求姐夫從法院借幾輛車，老翟沒同意；小姨子又提了要求，給咱媽買個3000塊錢的骨灰盒。老翟犯難了：一個月工資才600元，買3000元的骨灰盒，哪來的錢？老翟看看老婆，希望她能幫自己說句話。老婆卻反常地沉默了，作為女兒，她也希望老母親最后一程走得風光點。她心底里，或許也希望丈夫能破例一次，給自己掙點面子。然而老翟還是堅持買了個最便宜的骨灰盒。后果是老婆跟小姨子回了娘家，三個月沒回家。

“那三個月又當爹又當媽，滋味真不好受啊。”說起這段往事，老翟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老翟的母親養了八個孩子，晚年患上癌癥，疼痛難忍，為了節省醫藥費，堅持不住院，忍痛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這段回憶，成了老翟心底最難以言喻的傷痛。

不能給家人優越的物質生活，老翟也很內疚。女兒大學畢業，即將參加工作的時候，老翟和女兒做了一次長談，“這些年，你們和我受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累。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是爸爸心里踏實。你要記住，無論何時何地，要記得感恩，不要忘本。”

雖然自家經常窮得要出去借錢，但老翟經常為困難群眾解囊。當地一個磚廠老板劉占東，因為經營不利，經常被起訴。一次庭審結束后，身無分文的他坐在法庭門口，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老翟掏出僅有的30元錢，對他說：“我也沒多少錢，這樣，我留10塊，給你20，趕緊回家吧！”劉占東還要推托，老翟有點生氣了：“這都啥時候了，還裝什么英雄。趕緊回家，免得家里惦念。”

事隔15年，老翟參加一個朋友的家庭宴會，一個中年女士走到翟樹全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我這個躬是替我爸向您道謝的。我是劉占東的閨女，他經常跟我們提起你，讓我們不管何時何地見到你，一定替他表達敬意。”心懷感動，事隔15年的這個鞠躬，重如泰山。

“23年來，他從沒喝過當事人的一杯酒、從沒收過當事人的一份禮、一分錢。”老翟之所以守得住清貧，是為了判案子的時候“腰桿硬”。工作23年，老翟調解訴前糾紛3000多件，審結民商事案件2400多件，無一錯案、無一超審限、無一引發上訪。

老翟出名了，機會也多了。老翟還是堅持留在哈拉海基層法庭，做一名普通的法官。其實，在基層工作的23年里，他有多次進入縣城工作的機會，但他放棄了。他說，自己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對這兒有感情。和鄉親都熟了，待著舒心；能給他們辦點實事，挺好。

他叫翟樹全，男，1960年6月出生，中共黨員，1983年畢業于綏化師范專科學校，1989年到吉林省農安縣人民法院哈拉海人民法庭工作，歷任書記員、助理審判員、審判員，2012年3月任哈拉海人民法庭副庭長。（記者 呂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