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組題為“老外街頭扶摔倒大媽遭訛1800元”的圖片在網上流傳。事后經證實,所謂“訛詐外國人”不實,涉事大媽的確被老外撞倒。

從單起事件來看,未經核實就作出先入為主的判斷,不符合以事實為第一要義的新聞準則。然而,此前社會輿論近乎一邊倒的對大媽假摔的質疑,以及一些甚至上升到老年群體道德素質的討論,卻反映了不實報道以外更深層的問題。

以南京“彭宇案”為開端,老人跌倒該不該扶就成了問題,隨著該不該給老人讓座、“廣場舞大媽”等話題的出現,社會信任問題卻漸漸轉為對老年人社會道德的質疑。四川處罰“訛人老太”一事后,一句“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的感嘆甚至一時形成共鳴并得到快速傳播。在這樣的背景下,理解媒體為什么會有前述的主觀判斷和不實報道也就不那么困難。

今天,“大媽”已經不再是一個中性或親切的詞匯,尤其在“中國大媽”的語境下,這樣的標簽多少夾雜著嘲諷與戲謔。包括老年人該不該在上班時間擠公交在內的許多討論,不僅在發端之初就是個偽問題,還加深了青年人與老年人之間的緊張關系。換句話說,從道德討論蔓延開的,是一種更廣泛的對老年人的輿論污名化,然而,問題在于,即使回到道德層面來談,很多說法也并不能站住腳。

一方面,客觀而言,體現在“彭宇案”、“訛人老太”里的道德問題確實存在;另一方面,這些問題是不是老年人才有的呢?事實上,任何道德問題都應該放在整個社會層面去剖析,老年人未必具有更高的道德素養,同樣的,指責老年人的年輕人,也該發現自己身上的道德缺失。

進一步來看,既然問題不限于老年人,為什么會形成對老年人的一邊倒質疑呢?這其實與社會結構、形態的轉變有關。在傳統社會,經驗是社會傳承的紐帶,一個人的成長與習得基本來自于長者的傳授,彼時人的地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地增高、鞏固。老年人既是社會形象的代表,也對社會發展發揮著實實在在的作用。然而,進入現代社會,尤其是商業消費與技術創新時代,經驗本身成了需要被克服和打破的對象,相應的,老年人的社會影響力也在逐漸下降。從消費權到話語權等不同方面,都可以看到中青年人的影響和掌控,這個時候,他們對老年人的態度,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社會的“整體”判斷。與此同時,老齡社會的到來,更龐大的老年人群體在生活不同層面與青年人的“交錯”,又極有可能加劇兩個群體間的沖突,進而形成了一種對老年人的有失偏頗的判斷。

有一種觀點認為,對于青年人的一些“厭老”情緒,我們應視其為與老齡化社會相伴的,老年人群體與其他年齡群體之間的資源分配發生變化所帶來的問題。可反過來看,正是老齡社會不可避免的到來,需要我們重新擺正老年人群體在這個社會的位置,無論是福利服務提供,還是消費日用品供給,都要有針對性地考慮到這個群體。老年是每個人必須經歷的階段,如果總是把老年人當作社會沉重的負擔,其實也是對人的價值與意義的消解。放在一個有著數千年尊老傳統的國家,這種觀念雖無新意,卻值得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申。

編輯 黃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