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功甫帖&翁跋

自媒體上周末披露上海博物館專家對蘇富比紐約在9月高價拍出的蘇東坡《功甫帖》的真偽提出質疑后，圈內人士自然也對此議論紛紛，其中上海博物館專家認定翁方綱的題跋有偽，也成為《功甫帖》真偽之爭的重要旁證，而劉益謙在其《我的聲明》中也特別提到，上海博物館專家“連翁方綱的題跋也認為是偽作”。這一點自然引起圈內人士的關注。保利書畫主管李雪松在微信中披露，原上海崇源拍賣公司書畫主管諸文進日前對“翁跋”提出了質疑；但李雪松認為諸文進的質疑有待商榷。

諸文進表示，據其查證翁方綱的《復初齋詩集》與《復初齋文集》，翁方綱為《功甫帖》所作的題跋都有著錄，不過卻有諸多疑點：題跋涉及翁方綱為《功甫帖》所作的詩，其中有一段注解通常“以小字夾注于詩句之間”，卻在題跋中另起一行成了第三段文字，“顯然有增益跋文數量以昂其值之嫌”；而那件《功甫帖》上的題跋，還與上述詩文集之間有多處文字上的出入(詳見后附原文)。

李雪松在25日下午所發的微信中，則提出了與諸文進商榷的見解。他首先根據歷代著錄對《功甫帖》的傳承作了大致的梳理，直到清晚期鑒賞家李佐賢(1807-1876)將包含《功甫帖》在內的《蘇米翰札合冊》著錄于同治辛未(1871)年印制的《書畫鑒影》，所記錄的文字內容與徐邦達先生《古書畫過眼要錄》完全一致。其次，他認為翁方綱題跋與其詩文集在文字上有出入是“所異有因”。他認為這是翁方綱受人之托撰寫長跋時另有草稿而非一揮而就所致。據他推想，《復初齋文集》、《詩集》很可能是根據翁氏家存的題跋底稿編輯的，而現在看到的翁氏在帖后的親筆題跋則是在最終書寫時的定稿。底稿在當年八月初具，題跋在九月十二日完成。翁方綱親筆題跋雖與文集、詩集有異，但文字內容并無不合理之處，甚至更為通順。有個別字句的差異，實不足為奇(詳見后附原文)。

正如劉益謙《我的聲明》所表示的，媒體和公眾都在等待上海博物館專家與蘇富比的進一步解釋，不過兩位中國拍賣業專家對翁方綱題跋之真偽的探討，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了解事實的真相。為此，記者征得李雪松本人的同意，特地把他的微信轉發于此，給有心的讀者作為參考。

諸文進對翁方綱題跋的質疑

李雪松在25日上午的微信中轉發了“諸文進兄新的發現”，相關文字如下：

有友問及，翁跋中提及系詩一首，何以不見著錄。按翁氏有《復初齋詩集》，《復初齋文集》各一部。今查得《復初齋詩集》卷第四十即著錄翁氏為《功甫帖》所作詩，此詩在今見帖上亦有之。

意外發現：

(1)先前奇怪，今見帖上有翁氏第三段跋，似有出處，原來是為詩句“七星巖口字待勒，謝家莊上圖未傳。槎枒怒墨吐竹石，江海起立雲雷旋”這四句詩所作注解。按古人習慣，當以小字夾注于詩句之間為妥，此為常見格式，如其《詩集》中即作此編排，而今見帖中則另起一段，將此文字與詩句割裂，顯然有增益跋文數量以昂其值之嫌，因為若不將注釋文字緊隨在當注詩句之后，豈非令讀者有不知所云之感。況且，今見帖的這段文字還與《詩集》有出入，今見帖比原文多出“查初白《蘇軾補注》”七字，又今見帖作“以為功甫請老歸后”，《詩集》作“或謂功甫請老歸后”。又，《詩集》注最末一句“蓋誤讀《東都事略》耳”，今作“未詳考也”。

(2)：翁詩最后一句“秋光八月蕩瑤海，雨余參透梅子禪”，與《集錄》所記“乾隆庚戌八月”一致，今見帖作“九月”則嫌牽強。

李雪松在這條微信后加了一段注解：

文進又云：今見帖上翁的第三段跋“東坡畫竹石于郭功甫壁……”若指為翁偽書，則或由詩注抄錄增益而來，使帖上多了一段跋，即古董商夸耀之雙題三題之類。

接著又加了一段注解：

文進今晨再云：今晨樂兄到訪，忽指《集錄》所收翁跋，稱此帖“蘇某謹奉別功甫奉議”九字，而非拍賣帖上“蘇軾謹奉……”，如非錯錄，則破綻大矣，昨竟未提及，真坡公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

李雪松對諸文進的商榷意見

李雪松在25日下午的微信中提出了他的商榷意見，全文經作者本人修改：

文進兄清鑒：

翁方綱題跋的真偽是鑒別《功甫帖》的要點，我也嘗試做點功課，與您商榷。

首先：我們根據歷代著錄對《功甫帖》的傳承做個大致的了解，清代以前該帖未見記載，清初是安儀周(1683-1745？)的收藏，見于《墨緣匯觀》著錄，九字內容為“蘇軾謹奉別功甫奉議”。后入安慶太守江恂(1709-？)之手，原與《功甫帖》同裝于《蘇米翰札合冊》的米芾《得書帖》、《惡札帖》均有江恂鑒藏印為證。江恂傳藏其子江德量(1752-1793)，江德量(字秋史)于乾隆五十五(1790)年秋請擅長考據及書法的翁方綱用另紙做了長篇題跋。后復歸于成親王永惺(1752-1823)，并收入《詒晉齋摹古帖》中。再復歸于英和(號煦齋)(1771-1840)，翁氏雙鉤本上有“煦齋新購”藏印，后應一直存于英和后輩，直至許漢卿于1953年于滬上得自英和后人。清晚期鑒賞家李佐賢(1807-1876)將包含《功甫帖》在內的《蘇米翰札合冊》著錄于同治辛未(1871)年印制的《書畫鑒影》，彼著錄文字仍為“蘇軾謹奉別功甫奉議”，并詳載翁氏題跋所有文字，這些文字內容與徐邦達先生《古書畫過眼要錄》完全一致。需要注意的是李佐賢的《書畫鑒影》著錄的許多作品并非李氏自藏，僅是寓目而已。

其次，我們再探討翁方綱的文字差異問題：文進兄查證的《復初齋文集》、《詩集》均與著錄本有異，毋庸置疑。但分析其內容當屬所異有因。江德量(秋史)對家藏的這本冊頁極為看重，并親自為第一幅蘇軾《劉錫帖》做了長篇跋文，第二幅《功甫帖》僅九字，實在難以措辭題跋，故請更擅考據及書法的翁方綱代而為之。翁氏受托而為，自當盡力。翁雖博學，終非天人，必要經過一番查證方可題跋，絕不能一揮而就，事實上翁方綱最終題跋確是在自己的書齋“寶蘇室”完成的。那么可以推想，《復初齋文集》、《詩集》很可能是根據翁氏家存的題跋底稿編輯的，而現在看到的翁氏在帖后的親筆題跋則是在最終書寫時的定稿。底稿在當年八月初具，題跋在九月十二日完成。翁方綱親筆題跋雖與文集、詩集有異，但文字內容并無不合理之處，甚至更為通順。有個別字句的差異，實不足為奇。雖然至今我未見原件，但畢竟不少古畫鑒賞家都去紐約見過原件，相信他們也不至于看不懂翁方綱。

另：上博指拍賣本《功甫帖》本幅右下“世家”應為騎縫章之半印，應與邊封接連。此指摘有誤，本幅中“世家”確為半印，只是下有襯紙，遠觀起來，似是全印。(記者邱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