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新聞周刊》10月31日的評論稱，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業已準備就緒，將于11月9至12日在北京召開，中國官方媒體10月30日普遍報道了這一消息。中國有直到最后一天才公開宣布中共關鍵性事務會議日程的習慣，去年十八大召開前幾天，官方媒體才宣布了確切召開日期。三中全會在中共歷史上素有美譽，多項重大改革措施都是歷屆三中全會出爐的，中國經濟也因此步上高速發展的康莊大道，那么，本次三中全會將出現怎樣的、被一些吹風者稱為“前所未有”的改革措施？

英國Capital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馬克 威廉姆斯和朱利安 埃文斯普理查德10月31日聯合做出的報告認為，不應對本屆會議出臺激進改革措施抱太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就會越大，特別是由于牽扯到太多、太強的既得利益階層，任何對國有企業傷筋動骨的重大改革舉措都很難出臺。報告認為，不能指望三中全會提出更多改革細節，因為那不是黨的職權范圍，黨只能在方向性問題上給出指導意見，因此近期關于貨幣政策放寬、解除資本管制等改革方向的議論注定不會正確，因為那是人大而非黨代會要討論的問題。報告認為，即使沒有重大改革措施出臺也不是世界末日，中國“還沒到危機迫在眉睫的地步”，當然改革不到位會減緩中國2015-2020年經濟增長力度。報告提到的一些改革措施，包括戶籍制度、土地流轉制度改革，允許地方政府更方便地發行債券，以扭轉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減少企業管制，鼓勵非國有經濟成長，以及允許更多私營企業進入金融業等。報告認為，有效的改革必須解決三個問題，即家庭平均收入和經濟規模不相稱、政府權力過大，以及資本配置效率低下，并稱“三中全會會給出人們期待的一些改革信號，但不會給出所有答案”。

《華爾街日報》文章稱，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國有企業擁有豐富資源卻效率低下詬病不已，并認為國企應對中國經濟增速下滑至改革開放以來最低水平負有主要責任，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國國資委在10月31日吹風，表示將堅持國企政企分離改革原則，并吸引包括私人資本在內的“各類投資者”，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還特別批評了政企不分、地方政府干預國企管理等弊端，強調了國企利潤下降、管理不專業、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等挑戰，這在一定程度上讓人們對11月9日召開的三中全會，在國企改革方面拿出更多政策，抱有一定期待。

《經濟學人》的文章稱，當初人們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能拿出怎樣的改革措施，以拯救搖搖欲墜的中國經濟也不抱希望，但結果卻是鄧小平大刀闊斧的改革解放了中國生產力。今年11月9日又一個三中全會將在中國召開，會前中國領導層不斷放出風聲，稱將會有重大改革舉措屆時出臺，人們猜測的改革方向，集中在國企、金融體系、農村土地問題等方面。如今中國不再擁有廉價勞動力紅利，效率低下的國企和倒錯配置的資本資源將危及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因此中國領導層迫切需要改革。文章認為，中國不可能提出大刀闊斧的、針對國企的私有化日程表，這是“令人遺憾”的，但中國領導層應該設法在國企經營中引入更多商品經濟元素，同時建立全國社會保障體系，以應對迅速老齡化社會的需要，還應改變目前國企效率低下卻能優先獲得廉價融資機會的政策，減少對國企的特殊優待，同時采取進一步措施，推動利率、匯率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從而為人民幣全面可自由兌換鋪平道路。此外，解放農村土地流轉政策，明確農村土地所有權是當務之急。文章指出，上述改革存在強大阻力，包括國企老板、共產黨內部的既得利益集團都是阻撓改革的勢力，但“習近平必須克服這些阻力，這樣才能名垂青史”。

美國《看板》雜志10月30日署名約書亞基廷的文章稱，三中全會可能給改革提速，上海自貿區的政策可能會在這次會議上被細節化、明朗化，但具體政策仍要走著瞧，對外資開放到何等程度是外界所最關心的。之所以認為上海自貿區會成為重點，是因為當年鄧小平也通過推動深圳特區開放刺激了改革的起步。

愛爾蘭《愛爾蘭時報》10月30日署名克利福德庫南的文章稱，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1993年的三中全會則是朱镕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開端，分析家們認為，此次三中全會將在經濟領域的自由化改革，包括對外國投資者開放等方面有所突破，海外傳聞稱，習近平將利用三中全會宣布中國資本賬戶開放，以利于中國投資者在海外投資，帶來繼續的流動資金，并降低中國社會儲蓄率。愛爾蘭《郎伯德街研究》的戴安娜科依列娃稱，如果真的如此，中國熱錢“或許會淹沒全球金融市場”。文章稱，三中全會可能不會有突破性的改革重大方針出臺，中國需要的是漸進式的經濟再平衡。

實習編輯 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