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佐特別強調，工薪收入繳納個人所得稅，除了按減除費用標準扣除相應費用之外，還要先扣除個人繳納的“三險一金”，即法定8%的基本養老保險費、2%的基本醫療保險費、1%的失業保險費和12%的住房公積金。拿住房公積金來說，按照規定是個人繳一半，單位補一半。無論是個人繳的還是單位補的部分，都不用繳稅。而這些錢是存在個人賬戶下的，現在可以用在買房上，將來可以作為收入由個人自由支配。

國情不同，照搬“俄羅斯經驗”未必合適

此次修訂個人所得稅法，工資薪金所得稅率結構的調整也是一項重要內容。草案擬將現行工薪所得9級超額累進稅率修改為7級，在擴大5%和10%兩個低檔稅率適用范圍的同時，也將40%這一檔稅率并入45%稅率，加大了對高收入者的調節力度。

然而，也有學者認為，當前中國的社會基礎不支持西方式的高稅額、高累進的個人所得稅制，累進稅率過高會導致富人逃稅。倒不如大幅度降低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像俄羅斯那樣實行單一稅率的“平稅制”。

對此，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俄羅斯將個人所得稅稅率從傳統的超額累進稅率改為 “單一稅”，有其特殊背景。

2000年，俄羅斯出現了生產下滑、GDP顯著萎縮的局面，加上稅收秩序混亂、國庫虧空嚴重，政府壓力十分沉重。為充實國庫，刺激人們工作的積極性，俄羅斯實施了個人所得稅改革，改革的最大特點是取消累進稅率，實行統一的13%比例稅率。“單一稅率”在俄羅斯運行10多年來，基本上實現了改革之初的預定目標，納稅人偷逃個稅的動機弱化，個人所得稅收入大幅增加。

應該說，俄羅斯的個稅改革在籌集政府收入、調動人們工作積極性方面是成功的，但取得這些正面效應的同時，卻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和喪失了個人所得稅收入再分配調節功能，付出的代價也相當大。

“現在，中國的情況與當年的俄羅斯迥然不同，不適宜采取‘單一稅率’的個人所得稅。”賈康分析說，近年來，我國經濟繁榮，財政收入連年增長，居民就業積極性也較高，不存在當年俄羅斯需要解決的那些問題。我們現在的主要壓力，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漸拉大的問題。因此，個稅改革的主要目標，不是為政府籌集更多的財政收入，更主要的是有效調節個人收入差距，緩解社會分配不公的矛盾。

賈康說，此次個稅根據草案調整后，全部工薪納稅人中，適用5%稅率的工薪納稅人比重約為70%，適用的稅率在10%以下的工薪納稅人比重達到了94%。這樣的稅率水平，比俄羅斯實行13%的“單一稅”要低得多。“如果我們照搬俄羅斯的模式，豈不是要增加中低收入者稅負、減輕高收入者稅負？調節的方向就完全錯了。”

在采訪中，不少“上班族”也對實行“單一稅”制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對不同的收入水平實行不同的稅率，收入較高的人多繳，收入較低的人不繳或是少繳，還是比較合理的設計。普通人的收入肯定無法跟大老板比，如果不管收入多少，稅率都“一刀切”，那就太不公平了。

那么，個稅實行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的累進稅率達到45%，會不會引發高收入者逃稅？

對此，劉佐認為，只要是工薪所得，無論是高收入者還是低收入者，發薪單位對其應繳納的個稅都有代扣代繳的義務，即使是總經理、公司高管也沒有“特權”逃稅。“至于一些私營老板為逃稅只拿很低的工資，日常消費在企業報銷，這樣的現象可能存在。但這樣一來，老板的個人所得稅繳得是少了，他的企業利潤就會多出一塊，企業所得稅就要多繳。再說，企業經營也有相應的法規約束，個人生活支出也不可能都在企業報銷。用這種辦法逃稅，里外里也占不到太多便宜。”

綜合征收，離我們有多遠？

“坦率地說，近期關于個人所得稅的各種議論中，情緒化、非專業的聲音很高調，而且往往容易受人矚目，但理性、專業化、力求公允中肯的一些聲音，卻常常被這些‘高分貝’的聲浪所淹沒。”賈康深有感觸地說：“但不能要求公眾都具有專家式思維，政府部門應當充分考慮公眾的訴求和意見建議中的合理因素，更開明地披露方案設計的依據與量化指標的測算結果；公眾也應當客觀理性地看待個稅改革，個稅不可能‘包打天下’，解決社會財富分配和收入差距等所有問題，讓所有人都滿意。但個稅的必要性卻不可就此否定，個稅的改革方向必須與其功能合理發揮相一致。”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認為，此次個稅調整，應該說是在改革終極目標短期內難以達到的權宜之計。下一步個稅改革的方向早已明確，就是積極創造條件，推進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

“當然，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實行這一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特別是在稅收征管上面臨的困難不少。但改革不能總停留在紙上，既然目標已定，就應當有一個具體的規劃和步驟，一步一步地實施。” 高培勇指出，應當按照“十二五”規劃綱要，瞄準既定的個稅改革目標，舉全社會之力，采取實質性舉措，盡快增大綜合計征的分量，加速奠定實行綜合計征的基礎，力爭在“十二五”期間，真正啟動個稅改革，并大力推進。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編輯：許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