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籍小伙子張生來北京快3年了，他一直跟著父親做裝修的刷墻工作，一個月有將近3000元的收入。在他眼中北京是個很好玩的地方，活兒不多的時候，他喜歡和同伴們四處逛逛。父親將來肯定是回安徽老家的，他卻想留在北京。“我們這行做得好的，都在北京買房了。我現在就想把活兒做好，將來說不定能干上工頭。”

“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懷著出來闖世界、要做出一番事業的夢想。”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副組長王舟波說，但是他們怎么才能留下來，并且能夠發展下去，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

據統計，截至2009年，中國近1億出生于8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月收入僅1728元人民幣。在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之際，新生代農民工卻難以分享由他們一手創造的物質文明。

相對于南方工廠流水線上的產業工人，北京的掙錢機會似乎充滿了更多的想象空間。這里的高樓華廈，這個城市近2000萬人口所能帶來的發財夢，讓那些沒有吃過太多苦的新生代農民工充滿了幻想。

和自己很多老鄉選擇南下不同，李華決定到北京“闖一闖”。他選擇進入房地產中介行業，因為聽朋友說這一行很賺錢，而且說起來也“很時髦”。

在北京東四環附近的一家中介公司，正處于僵持期的樓市，令中介的日子并不那么好過。盡管如此，李華堅持說，“那些前輩，一旦成交，收入還是很誘人的。”然而，對新手李華來說，距離開單的日子似乎太過遙遠，而和朋友租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地下室，每個月500元的房租卻是眼下最棘手的問題。

來自全總的調查顯示，傳統農民工外出就業的主要目的是“掙票子、蓋房子、娶妻子、生孩子”，總之，是為了改善比較饑饉的生活狀態。而正值青春年華、職業道路剛剛開始的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就業的動機帶有明顯的年齡階段性特征，用實地調研中一個26歲新生代農民工的話說，就是“體驗生活、實現夢想”。

北京西客站，全國日客流量最大的鐵路客運站。像張生、李華一樣，很多懷揣夢想的外來務工者從這里開啟他們的首都生活。每天，成千上萬的農民工涌進這個城市，又散落到城市的各個角落。在西客站首發的公交車上，他們成群結隊，背著碩大的行李袋，開始了在陌生城市的長途跋涉。那些關于城市的理想，在不同的人生中，從此展開相似靈魂卻又不同細節的故事。

趙小海在被城管追來追去的8年之后，終于為自己的燒餅攤找到了固定的攤位。然而，繁華都市中最底層的人們，討生活并非易事。為了方便拉運做生意的東西，趙小海花了2500元買了一輛電動三輪摩托車。但是，依照北京市的規定，這樣的車輛是被拒絕上牌照的。盡管從趙小海的租住地到燒餅攤，他只需要經過一段不到50米的正規城市機動車道路，但這并沒能讓他逃過交警的執法檢查。一個大雨的下午，趙小海剛拐上道路，城管和交警的聯合執法中，他這輛沒有牌照的三輪摩托車被查扣了。無奈之下，趙小海又花了2500元從正規市場購買了一輛新車，但是不久，這輛車也被查扣。

“我們在北京討口飯很艱難啊！”趙小海感嘆。

盡管闖蕩北京并不容易，但采訪中很多農民工卻并未想過輕易離開。

趙小海代表了漂在北京的大部分外來務工者的生活。他們從事著不起眼的工作——賣菜、送快遞、泥瓦電工、售貨、餐廳服務、打游擊的各種小食攤，甚至，還有黑摩的。然而，這個他們賴以生存的城市，除了擁有比家鄉更多的糊口機會之外，似乎也看不到更為踏實的未來。

來自全國總工會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工資收入水平較低、務工地房價居高不下，是阻礙其在務工地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生活的最大障礙；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水平滯后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是阻礙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的關鍵性問題；受戶籍制度制約，以隨遷子女教育和社會保障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難以滿足，是影響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和生活的現實性、緊迫性問題。

高昂的生活成本，復雜的戶籍問題及其帶來的社會保障的缺失，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夢制造了重重障礙。他們創造著城市的繁華，卻無法融入這座城市；他們見證著城市的變遷，卻發現自己，不過是身處社會邊緣的匆匆過客。

城市生活充滿了艱難、輕易而來的打擊以及那些隨時都存在的“看不起”。這些，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除了默默忍受，還有那些催生出來的頑強。繁華都市，再艱難的謀生，也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