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8日下午3時，崔先兵和老鄉彭華生、裴后遠、柳井軍一行四人在羅湖區太白路水貝工業區一小店路邊打牌，用撲克賭單雙，最低下注1元錢，最高20元。四人均是收廢品的，僅僅勉強養家糊口而已，碰到生意不好，吃飯都成問題。沒玩一會，突然，來了一輛警車，把他們帶到轄區的東曉派出所。（7月25日中國網）

未曾想，這四人一去就是一年的勞教生涯。假如先不看這四人被勞教的“理由”，一定會以為路邊打牌只是個抓捕的現場，這四人肯定還有其他違法行為。但當“據說是為了完成當年的勞教指標任務”，不禁令人倒抽一口涼氣，路邊打牌被勞教原來是為“湊數”。

勞教制度當前遭到的社會詬病，大致在于它的“隨意性”，而在各種“隨意”中，至少還是有些借口的。但當這種“隨意”，竟然是“為了完成當年的勞教指標任務”時，就不得不對這個制度的荒謬程度，再次刮目相看。

勞教居然是有“指標”的，這讓人在感到驚詫的同時覺得后怕。如果當地警方在“指標”空缺之下，沒有發現這四個在路邊打牌的收廢品的人，會不會再去找在家里打牌的？既然要湊數，就一定會有人倒霉。如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權利，只要權力的一念之差，就存在安全之虞。本來，勞教制度的“隨意性”已經凸顯出法制上的缺陷，如果再加上“指標”，就把其中的危害性放大并具體化了，“指標”下的湊數，就只能用欲加之罪來完成。而在勞教制度寬泛和失去法律程序的實施過程中，“指標”就會讓這種無需經過法律程序的司法行為，不得不進一步越界。

那么，勞教“指標”是如何認定的？或許只能從崔先兵等四人的勞教過程來解釋了。“關在勞教所里面的四人在干什么呢？分在不同小組，每天除了勞動，還是勞動。勞教所就是一個大型工廠，勞教人員就是工人，只不過沒有工資，沒有自由。”那么，所謂的勞教“指標”，不就成了這所“大型工廠”的招工指標？所謂的勞動教養，無非就是給這所“大型工廠”提供無償勞動力。除此之外，無論如何也找不出勞教“指標”的來由。難道當地警方對當年的案發數量和性質，具有先知先覺的預測？

雖然人們對“指標”并不陌生，無論“政績觀”下的GDP指標，還是各種收費和罰款的指標，但大致還沒有直接剝奪人身自由的。而勞教作為一種強制性剝奪人身自由的制度，也被“指標”量化，當達不到這個“指標”時，將有多少無辜的人被用來填充？公民的權利和人身自由，居然在權力的恣意妄為中，輕如一個阿拉伯數字。這是一種何等可怕的社會現實？

從勞教都有“指標”來看，在諸多的權力侵權行為中，會不會都有政績所需的“指標”在推動？而普通百姓的利益，在這些“指標”下，難免成為犧牲品。這已經突破了普遍意義上的社會不公，而是公民的權利在公權力面前的失落。

因此，不能把這起勞教事件中偶爾暴露出來的“指標”看成個案，不少權力違法現象中，權力表現出的野蠻行徑，會不會都是“指標”在作祟？否則，在頻發的社會沖突中，不但公眾十分反感和抵觸，而且相關的執法部門也怨氣沖天？看來，是得改改唯“指標”是從的政績觀了。（文/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