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情理之辯

刑法專家孫國祥認為

直系親屬犯窩藏罪可從輕處罰

“從情理上說，如果是直系親屬故意窩藏、包庇犯罪分子，或者幫他毀滅證據，與一般社會人員相比，在量刑時會輕一些。”南京大學刑法學教授孫國祥談到這起案件時，作出上述表示。

在常州武進這起案件的“構罪”上，孫國祥認同法院以幫助毀滅證據罪、窩藏罪來定罪，但在量刑方面，孫國祥提出了不同見解。

直系親屬在量刑方面可以從輕處罰

對蒙某的犯罪行為，法院一審認定蒙某情節嚴重，以幫助毀滅證據罪、窩藏罪，兩罪并罰判刑4年。

孫國祥教授說，根據刑法，幫助當事人毀滅證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蒙某“情節嚴重”是指幫助兒子燒毀了帶血衣物，而兒子搶劫殺人屬于嚴重刑事犯罪分子。不過，公安機關很快抓獲兒子韋某，可見血衣作為證據的重要性是有商量余地的。作為一個母親，這樣選擇是出于親情本能，從情理上可以理解，從量刑上個人覺得是應該從輕處罰的。

再看窩藏罪的量刑，根據刑法，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是指窩藏罪行極其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該案中，蒙某給了搶劫殺人的兒子2000元跑路錢，是否算得上“情節嚴重”，乃至于必須判處實刑而非緩刑來懲戒，孫國祥教授認為，這一點值得斟酌。

判罰不能忽視“親情倫理”

“母親勸兒子自首沒成，給兒子2000元跑路，對其判處實刑的確有法可依。畢竟，對近親屬窩藏、包庇已犯罪的親人，現行法律沒有明確可以免除處罰。”不過孫國祥教授認為，現在的判罰有點兒重，從法律的社會效果來看，從輕處罰乃至判處緩刑也未嘗不可。

事實上，在現實司法實踐中，親屬對犯罪分子“知情不舉”，公安機關通常不會追究，法院也不會去處以刑罰。所以，很多學者認為，近親屬即便窩藏了犯罪分子，從“親親相隱”的傳統來看，也不應該構成窩藏罪。

孫國祥認為，長期以來，我國的刑事處罰大多強調“社會利益為重”，而忽視親情倫理的重要價值。但從長遠來看，親情倫理是社會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到對維護社會和諧，小到對家庭成員糾正錯誤，都有極端重要的意義。該案的判罰就涉及到價值選擇的問題。“法律是治病救人的，只要能起到懲戒作用，杜絕當事人再犯罪的可能，那么在量刑時就應當能輕則輕。”

新修訂實施的刑事訴訟法在免除近親屬質證義務方面，明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用必須出庭指證親人犯罪，這在維護社會親情倫理方面有了很大進步，也算是一種信號。（記者 于英杰）

實習編輯 艾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