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復旦大學歷史學和人類學聯合課題組發布了關于曹操家族DNA研究的最新成果，稱發現了一種罕見的家族內共有的基因類型。網民議論紛紛，該成果的科學性和可信度有多高？有怎樣的價值？

許多人認為，大學花大錢去研究一個歷史人物家族的DNA是在“燒錢”，既創造不了任何生產力和社會效益，之于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也不會有很大的提高。復旦大學則回應稱，對歷史人物進行DNA研究很有必要，還將對孔子、堯舜禹等人進行DNA研究。

其實，研究曹操家族的DNA，是屬于學術中“學”的內容。網友們所說的提高生產力，是屬于“術”的部分。近代思想家梁啟超曾在《飲冰室書話》中對“學”與“術”進行過這樣的描述——“則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其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則沉，投以水則浮。觀察此事實，以證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學也；應用此真理以駕駛船舶，則航海術也。”“學”與“術”，分屬于學術研究的不同層面，不應該厚此薄彼。可以肯定地說，一個只專注于“術”而忽略于“學”的學術研究環境，是極不健康的。

研究曹操的DNA，的確不能直接提高生產力并轉化成勞動成果造福于人類。可是，這不代表這種研究就是不靠譜、純燒錢的。一個例證就是“基因考古學”早已在西方被廣泛應用，我們卻還在為“真假曹操墓”爭得面紅耳赤。當曹操墓被發現之始，許多網友是力主引入DNA研究來進行考古并確定墓主人身份的，可是，當真正的DNA考古來到我們面前，我們又為何還要質疑驗DNA之舉是在燒錢？

“真假曹操墓”的問題可以先放在一邊。這類研究更大的學術意義在于對所有的文學、史學知識進行最大程度上的真實還原。研究“曹操家族和夏侯家庭的關系”這一學術課題，除了對文史常識有糾正作用，于坊間的歷史傳說和當下的后宮劇創作也有很大的創新價值。

用DNA研究歷史，是屬于學術研究中“去偽存真”的重要內容。DNA不會說謊，只有歷史記載和文學創作會說謊。這種觀點在歐美國家被稱作“新歷史主義”，即應該對歷史記載進行適當的文學批判。持有類似觀點的人，在我國被稱作是“古史辨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當屬顧頡剛和錢玄同，其中，顧頡剛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觀點，他認為，“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要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引入基因研究這等自然科學方法，顯然是一種必要和必須。

學術研究，并非只有“術”，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學”的成分。學術研究，并非只有對生產力提高有作用才是有意義。如果否定DNA對于文史學術研究的意義，則無異于是在否定全部社會科學對于社會發展的意義。這似乎是在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文科知識是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研究歷史、考古，不會提高中國人民的幸福指數。顯然，這樣的觀點有失偏頗。

濟北南（山東　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