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政策調整后，人們愿不愿意再生育，為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口結構打上問號。

在政策的重大調整后，人們愿不愿意再生育，為雙獨二胎、單獨二胎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口結構打上問號。

獨立人口學者何亞福認為，此次提出的“單獨”可生二胎政策對生育率的提高不會太大。“一方面，只有城市一部分人群可以享受政策，農村大部分人不符合要求；另一方面，即使符合要求，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上廣深仍有不少夫婦不愿意生。”

北京的公務員張敏和老公就是后者中的一員。張敏夫妻倆是都是北京公務員，家庭月收入在一萬元以上，但雙方都對生育二胎沒有興趣。“我們不想要二胎。”張敏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我們希望有兩人自己的生活”。

她說，孩子從上學開始就加入了社會競爭，除了上幼兒園，還需要上英語輔導班、興趣愛好班。每周末，他們都要帶孩子去國家圖書館看書，下午再送去學游泳。“周末的空余時間都用在這上面，我們倆人幾乎沒有自己的休息時間，圍繞著孩子團團轉。如果再來一個孩子，生活會更累，這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生活狀態。”

而對阿賓夫婦而言，雖然小兩口愿意再生，但是生育二胎帶來的家庭經濟支出增加成為其首要壓力。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家里老大今年三歲，幼兒園、培訓費、衣服費、伙食費約5萬，二胎月嫂等費用5萬元，我和老婆消費費用5萬元，4個老人一年的花費5萬元。”他說，這每年20萬支出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數據，前提條件是家庭中所有人沒生病，也沒有什么娛樂生活。

事實上，從已實行多年的雙獨二胎政策對人口結構的影響來看，結果是微乎其微。上海市衛計委統計顯示，目前上海戶籍人口中約有200多萬個雙獨家庭，按現行政策都有資格申請生二胎，但是5年來，實際申請戶數僅13000多例，實際生育登記僅7000多戶，占比0 .35%。北京市城市雙獨家庭受訪者中，26.13%選擇了“愿意生二胎”，44.16%選擇了“不愿意”，29.71%選擇了“沒想好”；而農村雙獨家庭只有36.33%愿意生育二胎。

在人口學者、攜程網創始人梁建章看來，長期低生育率會導致未來社會極度老齡化，養老負擔沉重，讓育齡家庭不堪重負，反過來會抑制生育意愿，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年輕夫妻普遍感覺養不起孩子并開始感受到贍養老人的壓力，說明中國已經完全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他表示，生育政策逆轉帶來的反彈非常有限，這在一些發達國家已有體現，如新加坡和韓國都曾實行過柔性的生育控制政策，后來都改弦易轍，但目前其生育率均處世界最低水平。

“第二次人口紅利”仍有較大空間

通過創新制度，中國有望得到以“資本較多，勞動力較少”為特征的二次人口紅利。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動力源———“世界工廠”主要依靠的是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不過，顯然“人口紅利”作為中國曾經的核心發展動力正在逐步耗盡。有專家指出，通過創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國有望挖掘更深層次的經濟發展潛力。

“面對人口紅利消失，我們應該樹立這樣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紅利’終究會枯竭，而‘第二次人口紅利’潛力則是無限的。”蔡昉說。

近年來，有學者將人口紅利的概念進一步劃分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

其中，“第一人口紅利”用“支撐比”來表示，即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人數之比，它不考慮單位勞動者產出變化。該支撐比上升，表明有利于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間，中國正好處在第一人口紅利期，創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較優勢。

雖然我國勞動力供給增長放緩，第一次人口紅利接近尾聲，但有學者指出，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源泉的枯竭，相反，中國未來其實還潛藏著“第二次人口紅利”，即人口結構變化促使居民積累財產，從而導致資本快速積累，而整個經濟的資本深化推動了單位勞動者產出提高。

從勞動力質量看“第二人口紅利”有較大空間，仍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升勞動生產率。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隨著中國競爭力、利潤和剩余增加，資本就會快速積累，而勞動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長的限制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就會不斷改變，發展模式會從勞動力較多、資本較少，逐漸變為資本較多、勞動力較少，這個轉變過程也體現在發達國家的發展進程中。

不過，這一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和制度環境。專家認為，通過創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國有望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

此外，蔡昉認為，加快城市化進程，促進公共服務的全覆蓋，把目前2.3億流動就業的農民工和就地轉移就業的農民工，變成真正的城市人口，就可以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另一半人口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