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將鄧小平智慧概括為四方面：

一可曰“奪旗幟”。長期“左”的影響，使我們在許多領域里面動輒問“姓社姓資”，把不少原本屬于全人類文明共同成果的東西看作資本主義特有的，結果是，這些東西沒有銷聲匿跡，照樣發揮著影響，而我們自己則在這些問題上實際上失去了話語權。因此，奪回這些旗幟，為我所用，成為推動改革開放特別重要的一招。鄧小平抓住思想解放這個關鍵，一個“貓論”，一句“摸著石頭過河”，一招“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錯誤區分開來”，把大量過去失去的話語權統統收入囊中，一下子扭轉了局面。在回答西方記者“你是否認為資本主義并不都是壞的”的提問時，他不但給予了肯定回答，而且突出強調，“一些東西并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體現了超越意識形態的眼光和境界。

二可曰“涂顏色”。有些成果，西方國家可以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可以用。但從歷史淵源講，這些成果確實又是人家發明的，不可避免地帶有人家的色彩。怎么辦？鄧小平的做法是：加上“社會主義”，就可以為我所用；加上“中國特色”，就把特殊性和一般性結合起來了。例如，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比我們搞得早。現在，我們也搞民主，西方人難免會用自己的民主觀對我們指指點點。面對這種情況，鄧小平沒有選擇放棄民主，而是強調，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民主，在高舉民主旗幟的同時，也拒絕了西方人在這個問題上對我們施加的壓力。同樣，一個“中國特色”的概念，既回擊了僵化保守力量對改革開放路線的質疑，又斷了西方別有用心的勢力催促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念想。

三可曰“算明賬”。對于好的東西，該承認就承認下來，不含糊，不藏著掖著、吞吞吐吐，但心中有數，不被人牽著鼻子走。在這方面，鄧小平對普選的態度是最典型的。一說民主，西方人就拿出普選來作為衡量標準。對于這樣一個大家普遍認同的概念，鄧小平首先予以認可。但是，認可了，并不等于我們就得照搬。鄧小平自有解讀：50年以后，我們可以實行普選，但現在的條件不成熟——三言兩語，把底線交代得一清二楚。在香港回歸問題上，鄧小平則體現了另一種成竹在胸：既然香港在現有制度下保持繁榮，回歸后可以繼續實行它的那一套。香港無需因為回歸就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內地更無需因為香港是資本主義制度便要改掉自己。一國兩制，各得其所。在當時普遍存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水火不容的觀念的背景下，鄧小平言簡意賅地把這筆賬算得明明白白。

四可曰“不爭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所未有的事業，不可能有現成的答案，只能靠摸索前進。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的態度毫不含糊：大膽試，大膽闖，對與錯，是與非，在探索中才能見分曉，錯了改過來就是。不能因為錯誤難免，就縮手縮腳，不敢大膽前進。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對有些一時無法說清楚的問題，可以先擱置起來，不搞無謂的意識形態論爭。鄧小平不止一次地講到“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毫不掩飾自己對這一發明的鐘愛。在他看來，無謂的意識形態爭論只能使得問題復雜化，而且白白耗費了大量時間，丟失機遇。也正基于此，說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蘇意識形態論爭，鄧小平不無惋惜地評價：“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

文章表示，不管哪一招，之所以能收放自如，根本還在于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刻自信。正因為此，我們不難發現，千招萬招，在他老人家那里，我們絕對找不到“退讓”這一招。躲閃，畫地為牢，把自己封閉起來，讓出陣地，與他老人家的性格和勇氣是格格不入的。

文章最后強調，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區。我們和國際社會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聯系更加緊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應深入學習領會鄧小平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