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過程到底有多亂？

“一言難盡”，徐海鷹說，“打電話已經是最文明的方式，不少高校還是有底線的。但是一些高校的做法只能用‘下作’形容。”

“連哄帶騙，為了拉住學生，什么招都能出”。徐海鷹告訴記者，“有找高中老師做工作的，有從身邊人發動的，有詆毀別的學校的，有嚇唬考生說‘不報我們學校就退檔，讓你什么也報不了’。這在一些實力比較薄弱的高校比較常見。”

“這也可以理解，這些高校生存壓力比較大。我曾經到江西一所高校去調研，這所學校號稱每年招2000名學生，那么推算起來四年在校生應該有差不多8000人。但是當我中午吃飯時間走進他們食堂時，卻看到冷冷清清一片，學生都去哪了？他們說不出來。我了解到有的高校學生早早就出去打工了，只要交學費學校就給注冊。學校領導總要把學校支撐下去吧，所以每年拼命爭搶生源。”徐海鷹說。

除了普通生源的爭搶，更熱鬧的是高分生源的競爭。盡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不許炒作狀元，但每年各省市的高考頭名總會一分鐘不耽誤地被“挖”出來，而他們的抉擇更成為輿論衡量學校實力的一個標志。

在爭奪生源的問題上，如果說一些高校的方式是“連哄帶騙”，那么用一個詞形容港校和內地高校之間的高分爭奪戰，不少人脫口而出的是“不擇手段”。記者在采訪中，不止一次地聽到“不擇手段”這四個字，除此之外，還有“摘桃”。

為什么內地高校和港校在生源競爭中屢顯劣勢？清華大學招生辦主任于涵分析道：“當然港校有諸如辦學國際化、高額獎學金等優勢，但內地高校的‘劣勢’實際上是被‘不平等’的招生政策給強化了。這‘不平等’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對內地高校的政策約束和給予港校的政策優惠。和港校相比，內地高校背負了更多社會責任。港校不需要考慮教育機會公平的問題，不需要考慮中西部落后地區的生源問題，也不需要在意高考分數對基礎教育的導向，他們只要放手‘摘桃’就好了。港校沒有具備實質約束力的‘招生計劃’，好學生可以放開了招，當然，如果生源不好，也可以一個都不招。而內地大學除了要嚴格按照招生計劃來錄取外，在高考面前只能認‘分’，分夠了必須招，分不夠就是考生再優秀也不能招。另一方面，港校還擁有招生政策上的‘最惠待遇’：港校可以享受真正意義上的‘提前批次’錄取，考生檔案是可以在內地高校錄取前提走的；可以對看上了的學生‘誘之以利’，許以高額獎學金，這在內地高校是被明令禁止的；還可以在盤點招生成果時放開了宣布招到了多少狀元，而這是內地高校這些年來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的。”

北京籍考生李菁今年考了663分，她說盡管這個分數能讓自己上內地最好的高校，她依然會選擇港大。“港大在國際上的排行比內地高校高，港大描繪的圖景是我們沒經歷過的，獎學金會高很多，對我們來說，吸引力確實大。”她說。

2 “我們目前招的是‘分’”

對于人才的渴求本無可厚非，但一味爭搶生源意味著什么？爭奪高分生源與招生工作的目標不能直接畫等號，但是，招生過程亂象頻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于涵向記者解釋了其中的因由：“目前的大學招生是‘以考代招’，除了考試之外沒有別的評價方式。雖然高中學業成績、綜合素質評價可以當參考，但是影響有限。現在的情況是，學生、高校甚至中學都被捆綁起來，由高考分數一元評價。在這樣的評價體系中，高校無法全面科學地評價和選擇學生，高校和學生也都無法不接受分數的‘評價’，所以不是大家非要抱著高分情結，而是因為我們目前招的是‘分’，不是‘人’。”

于涵認為，評價方式單一只是招生過程紛亂的一個內在因素，還有外在因素推波助瀾。“在目前評價方式單一的基礎上，絕大部分的省份又選擇出分報志愿，還有平行志愿，無異于雪上加霜。我認為，從長遠看，這不是一個成功的制度設計。這是用一個看似以人為本的手段，造成了一個更‘唯分數論’的結果。把分數用到極致，把過程和結果割裂開，考生為了把每一分都用上，會在選校選專業時放棄很多真正要考慮的因素，諸如本人興趣、特點、發展目標、與大學及專業的契合度等，這無異于舍本逐末；同時，大學做招生咨詢也成了‘花架子’，因為講了也沒用，反正都是分數說了算，還不如花多點工夫在招高分學生上。”

北京交通大學招生辦主任王化深對此也深有感觸：“有了平行志愿以后，就沒有什么爭搶了，也爭不了。因為平行志愿是電腦直接按分數排序的，招生老師能做的極其有限，高校沒有什么自主權。學生早按分數排好了，學生的扁平化很嚴重。我們學校在江蘇省錄取的最低分和最高分之間只差了6分。”

于涵打了個比方，在這種情形下，高考招生更像個市場，“填報志愿是游戲規則，商品是學生，價格是高考分數，買方是大學，賣方有一堆（學生自己、家長、老師、中學等），還有人做中介。目前我們不像在選拔學生，倒像是在做買賣。大家的心態都發生變化了。”于涵對此十分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