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貴族子弟陪太子讀書可備選高官

我國大學教育機構的發展到了漢代開始出現一種新的專業性機構——太學。所謂太學，就是太子學習的意思。太子一個人念書可能會略感寂寞，而且效率也不高，所以，朝廷一般以貴族子弟為核心列出一班適齡孩童陪讀，逐漸演變成為中國古代最高學府。

這種以“陪太子讀書”肇始的太學模式，從一開始就蒙上了貴族面紗，參學者稱“太學生”，學校稱“太學院”，主講老師稱“博士”。從這一超華麗的太學組成，就能看出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的另一主要特征——養士。

試想一下，這群孩子從小就被頂尖教授指導成長，身邊玩伴不是太子就是王侯將相后嗣，甚至可以直接見到皇上（皇帝有時會客串講師，例如漢明帝就特別喜歡四處講學），出入宮禁，平時由禁衛軍陪護，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一經畢業就被授予各種官職，太學也就成為培養大臣和保衛王權的搖籃。

很多朝代都有不成文的規定，就是太學畢業的學生只要考核及格，就可以直接授予高級官職。如魏晉時期太學生畢業直接授銜“郎中”。所謂“郎中”就是皇帝身邊的機要人員，一般是從六品以上官職，按現在話說，這些學生畢業后直接任命副廳級以上官職。所以，太學成為歷朝歷代為朝廷“養士”的主要場所。

自漢武帝正式創辦太學以來，太學生生源不斷增多，以前僅以皇族子嗣為主要成員，后來發展到高級官員子嗣也可候補參加。等到王莽篡漢的時候，王莽以儒生自居，擴充太學生上萬人。起義軍開始攻打京師時，王莽沒有率軍抵抗，而是帶著上萬儒生去“哭天”，誰哭得兇，誰就能當場得到官職。于是太學院上演了一出有史料記載的上萬人的“哭天行動”，還沒等哭完，起義軍就將王莽殺死，太學生一哄而散。

4.

國子監破除“血統論”吸收人才

太學雖然是我國古代名義上的最高學府，接受太學教育的人多被稱為“國胄”或“世胄”，但因其貴族特點和規模限制，不可能在全國推廣，也無法圓更多人的“大學夢”。于是“國子監”作為隋唐以后至明清時期最主要的教育機構出現了。

國子監設立的初衷其實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太學生源太過狹窄，很多貴族子弟從生下來就已經繼承了祖輩官爵，所以不必再進行額外努力，這就導致太學無法培養出真正的國家棟梁。尤其到了魏晉以后，貴族子弟大多驕橫無知，根本無法承擔偌大帝國的管理工作。所以，擴大人才培養范圍就成為統治者的必然之舉，國子監應運而生。

令人沒想到的是，國子監的出現竟然成為影響中國與西歐歷史發展方向的原因之一。

在歐洲歷史發展中，貴族和神權是兩大支柱主線，世俗事務由貴族統治，神權事務由教會統治。貴族生下來就是貴族，只要不違反法律，連國王和皇帝都無權剝奪其權利；平民生下來就是平民，不管立了多大的功勞，最多只能封為不可繼承的“爵士”頭銜。這也是為什么歐洲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前從未有過平民起義稱王稱帝的主要原因。這種“貴族式”統治客觀上造就了歐洲法治和民主的傳統，也為日后資產階級革命埋下了伏筆。

中國在漢代之后至魏晉已經形成“士族”，所謂“士族”是區別“庶族”而言的，前者是貴族，后者則是平民。士族子弟從生下來就可以得到官職，從進入太學學習到做官是順理成章之事。而庶族除非有特別的功勞，一般不會授予官職，更不會封侯拜將。我國士族制度東晉發展到了頂峰，甚至士、庶兩族互不來往，禁止通婚。

從這一點上看，這一時期的中國與歐洲并無本質區別。可是，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稠密，僅依靠那一小部分的士族無法做到有效管理，而且我國統一和平的時期遠遠超過歐洲，士族子弟經過幾代的歌舞升平之后，大多腐朽衰落。擺在統治者面前的就只剩下另辟蹊徑招賢納士這條路，即利用與太學并行的國子監來接納非貴族子弟，通過教育和考察為國家吸收人才。

國子監又稱國子學，自晉代建立后，入學的學生素質較之太學生有很大提高，逐漸發展成為可以與太學中貴族士族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后來到了隋唐以后，科舉制應運而生，更多的平民可以通過學習和努力參與到國家管理工作中來。從這時候起，庶族發展開始壓制士族發展，國家管理的“血統論”逐漸消亡，自此，中國歷史走上了與歐洲不同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