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無知

西方在涉藏涉疆問題上很多錯誤看法，與其對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狀況缺乏了解有關。本來，對一個遙遠國度缺乏了解是難免的事，但是如果還要以此為自己構建 “道德高地”，對別國內部事務橫加指責與干涉，就會人為給雙邊關系制造長期的麻煩。

歐洲歷史上長期處于封建小邦割據狀態，通常由這些小邦組織成聯邦，但各個邦國仍然擁有獨立主權，而無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這種狀況給近現代歐洲國家結構以深刻的影響。十九世紀以來歐洲適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需要，“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當一致”理念上升，加緊走向“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多民族的奧匈帝國崩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民族大移民使“民族國家”概念進一步固化，與此同時一批殖民地國家獨立成為新的“民族國家”；冷戰后又有多民族的蘇聯、南斯拉夫解體。

通過“民族自決權”實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似乎成為西方認識世界各國國家構建問題的“通用標尺”。這一“標尺”固然推動一些國家在特定條件下得以實現與歷史問題的切割，但是也造成了印巴分治、波黑戰爭期間發生的暴力和悲劇。當今世界多數國家都存在多個民族成分，如果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徹底搞下去，包括西方在內的許多國家將無休止地面臨新的分離運動的困擾，事實上，這種困擾已經在給歐洲帶來新的不安定。

而用這把“標尺”來衡量中國是根本行不通的。自秦漢開始中國就成功實現了中央對全國的有效集權管理；幾千年來中華各民族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中華各民族長期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從經濟、政治、文化到血緣關系上全方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與共、相互依存關系；中華各民族近代以來在捍衛祖國統一、抵抗西方殖民侵略中，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增強，形成了“中華民族”的認同自覺。國家統一就能強盛，國家分裂就遭欺凌，成為中國人從自己歷史中得出的最重要教訓。這樣的政治、文化傳統和人民的現實利益，使得包括藏族、維吾爾族在內的中國人視國家統一如生命，絕對不能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名義從事任何分裂中國的活動，絕對不允許在中國內部搞什么“民族自決”、“民族分離權”。

二、三百年來西方在世界上的強勢地位，使得許多西方人染上了盲目的民族自大癥，把自己的政治發展途徑、理念視為世界上唯一模式，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特殊性和人民的感受，想當然地把中國對西藏、新疆的主權地位同他們所熟知的本國對發展中國家歷史上的殖民統治等同起來。多次有西方政要和媒體記者氣宇軒昂地對筆者發問：“為什么‘西藏獨立’是中國政府不可接受的，是因為西藏在經濟上、戰略上非常重要嗎”，“中國能不能拋開主權、領土完整問題而承認西藏、新疆的自治”，“中國為什么不能允許歐盟派獨立的外交官小組去西藏調查真實情況”……一些西方學者把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中國定性為“偽裝成現代統一國家的帝國”，根據歐洲的“經驗”，不斷預測中國民族問題馬上就將面臨“深刻的總體危機”。筆者一方面對西方“精英”中有這么多人對中國的政治傳統、西藏與新疆的真實情況和中國政府的政策缺少基本的了解感到驚訝，一方面又為他們面對迅速發展的中國而仍然抱著阿Q式的“先前闊”心態感到悲哀。

西方與中國在國家的民族構建理念上的分歧，給中西方關系造成一個潛在的爆點，這就是一方面現在所有西方國家均承認“西藏、新疆屬于中國”，沒有一國與達賴集團、“東突”勢力建立外交關系；另一方面，這種情況并不妨礙西方勢力認可達賴集團及“東突”勢力擁有要求“西藏獨立”、“新疆獨立”的權利，并從各方面予以支持。如果中國大局一旦有變，西方國家馬上就可以背棄國際法準則和自己的承諾，對“西藏獨立”、“新疆獨立”予以外交承認，如同他們在肢解南斯拉夫時所做的那樣。所以中國必須清醒看到，目前西方對中國于西藏、新疆主權的承認，不過是中國自身實力在國際關系這面鏡子中的反射，雖然也束縛了一些國家支持達賴集團、“東突”勢力的手腳，但對中國實質性加分作用有限。中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不能建立在西方的“承認政治”基礎之上，最終只能建立在自己的歷史政治傳統和日益增長的實力基礎之上。

同時要指出，在今天國際關系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主要是西方用來分裂他們所不喜歡的“專制國家”的，如果其本國有不曉事者試圖借這把“標尺”也分出一塊土地去，一定會被以各種體面的理由打壓乃至剿滅，絕不會允許其成為事實。這樣的鬧劇人們已經看得足夠多，而且現在還在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