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6日，河北省石家莊市收容遣送站的二層小樓正在進行改造，站內懸掛了近二十年的“收容遣送”幾個大字正在被工人摘下。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收容遣送制度于2003年被廢除時，學者許志永情難自禁，在日記本上大大地寫下：我愛你，中國！

　　若干年后，《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的報道者陳峰已是一家網站的副總編，他借用好萊塢電影片名說，“幸福終會來敲門”。

　　孫志剛無話可說。他將永遠被感謝——從此以后，那些來到城市的萬千打工者，心底少有忐忑，沒有人再會被強制收容。

　　【生活無著者】

　　熱播劇《武林外傳》中一句“人證物證暫住證”的戲謔，無意間刷新許多人的記憶，他們心頭一悸后，轉而不免感慨。“暫住證”三個字，似乎正漸漸淡出人們當下的生活，但背后的滄桑并未隨風散去。

　　河南來京務工的楊深遠很少看電視，那三個字給他帶來的沖擊，仍是在6年之前。

　　那是2002年，39歲的他在西直門長途汽車站蹬貨運板車。一群“板爺”聚集在汽車站門口附近的角落里，有時還打打撲克，有長途汽車開進來他們就趕緊迎上去，希望有客人需要拉行李。

　　4月份的一個上午，楊深遠斜坐在板車上等生意。旁邊的小商販突然驚慌起來，拼命往四處散去，楊深遠還沒來得及下車，就被沖過來的警察和保安揪住了。

　　碰上收容遣送的了。慌亂中，他趕緊掏出隨身攜帶的暫住證，但“警察看也不看一眼”。一個保安拽著他的皮帶，把他塞進了警車。

　　對于這樣的遭遇，楊深遠看似倒也想得開：“都那樣，碰著了該倒霉。我們都習慣了，你隨便問問，這些人有幾個沒被收容過？”

　　2002年一年，他被收容了兩次。

　　執法者的依據，是一紙《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

　　長期關注這一政策的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教授唐鈞說，從該《辦法》開始實施，原本被賦予的救濟性，就不再是收容的惟一目的。

　　實際上，收容遣送在形式上可以追溯到更早時候。1958年城鄉戶籍管理條例出臺后，逢三年自然災害，大量災民擁入城市，收容救濟災民成為一項主要任務。電影《焦裕祿》中有一場戲，就是幾萬人要開證明外出乞討，縣委書記焦裕祿揮淚送別。

　　三年后，大中城市開始設立收容遣送站，以民政部門為主負責將那些沒有開介紹信的外來者收容并遣送回原籍。這是收容遣送制度的正式開始，當時它的目的非常明確——制止人口自由流動，維護戶籍制度。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農村實行“聯產承包”重大改革，計劃經濟在農村基本宣布破產，越來越多的農民流向城市淘金。但在城市，計劃經濟的管理思路原封未動，對于大量的流動人口和可能增加的社會治安問題，城市管理者們想到的一個招數就是把他們趕回農村去。

　　這種情況下，1982年出臺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將乞討者和“其他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人”列為收容遣送對象。該《辦法》同時也強調了收容的目的在于“維護城市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被收容者“必須服從收容、遣送”。

　　這一新政看似將目標定位于流浪乞討人員，并帶有一定的救濟色彩，但在唐鈞看來，“它是個無效政策”。當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已隨改革名存實亡，因此，對被遣送者的安置幾無可能。

　　一個事例是，唐鈞在上海民政系統的一位朋友當時奉命遣送一批人到大連。任務完成后，他在大連滯留一天然后乘船返滬時，卻驚奇地發現，被遣送的那些人已經先期重返上海。

　　相關部門“翅膀變硬”，是在1991年。那一年，《關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發布后，收容對象被擴大到“三無人員”(無合法證件、無固定住所、無穩定收入)，即無身份證、暫住證和務工證的流動人員。

　　自此，暫住證成了一個資格符號，有了予奪的大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