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可持續發展只存在于零增長的經濟中，而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是通過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平均分配實現的。

但是，上述理想狀態在我們所處的以市場為主導的世界是不可能出現的，也不可能阻止對自然資源的進一步消耗。而且那些對地球環境造成最大傷害的大公司對此心知肚明。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搭乘了可持續發展的便車，他們聲稱將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彌補自己對地球母親所造成的傷害，并自詡為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努力。

同時，原油價格無視生物能源生產的發展繼續攀升。而最終從中獲益的當然是跨國的石油集團，而非一直備受西方指責的中國和印度。

作為一種清潔能源，生物能源在很多國家得到重視和采用。但用玉米和其他糧食作物制造生物能源卻造成了糧食價格的危機，全球糧食價格一路飆升。在這場糧食和能源之間的對抗中，勝利的天平已經開始慢慢地向后者傾斜。

而我們面臨的是什么呢？我們站在十字路口：正如古語所說，容易走的路，越走越難；難走的路，越走越容易，而且會給我們的子孫后代一個美好的明天。無需證明，對我們而言，容易走的路就是那條無限制的經濟發展之路；而難走的路就是要控制我們貪婪欲望的節能之路。簡言之，如果人類要生存，就必須改變現在這種重金錢輕環保和社會福利的發展模式。一旦金錢成為生活的主導，我們就將失去節約的能力，更不用說為保護環境而節約能源了。

在印度獨立的前夜，面對印度是否會追隨英國的發展模式的問題時，默罕默德·甘地回答說：如果效仿英國，不知道有多少個世界才夠消耗。那個時候沒人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最新的報告中提到，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我們需要九個地球來處置這些排放到大氣里的二氧化碳。

1947年甘地所言和一個多世紀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馬克思在第一卷中提到：“一個國家的發展越依賴現代工業，它的毀滅速度也就越快。”

戴博寫道，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論點：工業發展是非可持續的，因為人類對自然界的貨幣化導致了人類生活的退化和對自然環境的巨大破壞。

在回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 的《貧窮與饑荒》時，戴博寫道：“社會主義致力于發展一個可持續發展和人人平等的社會。可持續發展賦予生態社會學的意義在于，金錢無法買到過度開采世界的權力；與非可持續發展相反，它反對任何對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包括保證子孫后代繼續享有大自然提供的資源和服務；同時他強調了馬克思的觀點，‘即使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哪怕是現存的所有社會都加起來，也不能說他們是地球的主人。他們只是資產的所有者，和真正古羅馬元老院的人父一樣，他們對地球資源的使用權必須代代相傳，而且要不斷進步'。”

如果我們對馬克思和甘地的觀點視而不見，只能自吞苦果。

（《中國日報》評論員 歐平（OP.Rana） 編譯 霍默靜 編輯 張峰 童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