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負令后，家長迅速從興奮期進入恐慌期

惠惠媽媽最近經常在微信中曬女兒的照片，每張都是惠惠放學后在外面跑著玩時拍的。“現在學校不留作業了，惠惠終于可以玩了。”惠惠媽說。

惠惠在北京市海淀區一所小學上二年級。她是2005年8月底出生的，在班里是最小的。“整個一年級，我們下學后幾乎沒在樓下玩過，”惠惠媽說，“光是那個每天必做的‘黃岡小狀元’就得花一個小時。”這個學期一開學，學校突然不留作業了。惠惠媽終于又看到了女兒開懷的笑臉。

不過，這兩天惠惠媽又開始焦慮了。她發現，剛開始那兩周家長們還在每天放學后熱情高漲地組織孩子們一起玩，但是，這些天人越來越少了。前兩天陪惠惠到好朋友家里去，發現人家孩子的書桌上擺著好幾本練習冊。

惠惠媽也馬上跑到了書店，結果發現一、二年級的“黃岡小狀元”早已經賣完了。“我一下子慌了，”惠惠媽說，原來人家已經開始暗中使勁了。

本學期一開學，北京市就公布了八條減負禁令，該禁令明確提出了“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家庭作業；三至四年級每天作業總量不得超過30分鐘”；“小學語、數、外每學期只能有一次全校或全年級考試”等，因為其規定具體且具有可操作性，被稱為史上“最嚴”“減負令”。

但是，當大把的時間擺在孩子和家長面前時，很多家長像惠惠媽一樣迅速從最初的興奮期進入了恐慌期。

減負早已不是什么新鮮話題，多年來，各地教育管理部門不斷出臺各式減負政策，但是，孩子們的負擔卻是越減越重，甚至有專家指出，學校負擔多減一分，校外的壓力就會馬上增上兩分。

從眼下的情況看，即使是史上最嚴的減負令也沒能走出這個怪圈。

老師的暗示 現實的無奈

家長不得不選擇校外培訓市場

與惠惠媽一樣，趙先生的好日子也沒過幾天。

趙先生的孩子在北京市東城區一所著名小學上學，減負開始后，大人和孩子都很輕松。但是，不久前，學校召開了一次家長會，在簡要介紹了減負的意義后，老師話鋒一轉，說了下面一番話：將來跟咱們競爭的不僅僅是學校這幾個班的孩子，還有全北京市、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孩子。在這種情況下，孩子不多學點兒怎么能行呢？

“我聽明白了，老師這是一種暗示：學校雖然不留作業了，但是家長不能放松，要在課外給孩子補課。”趙先生說。

老師的暗示非常起作用。

梁女士的女兒在海淀區一所小學上一年級，前兩天接孩子時，一位家長問班主任：“我們要不要買點兒練習冊呀。”這位老師沉吟了一會兒說：“您怎么做我不知道，反正我給我女兒買了，我們每天都做。”

沒過幾天，梁女士發現，這個班里有家長利用自己的學科特長，開了英語班和數學班。

梁女士也給女兒報了課外機構的一對一輔導，每天放學之后有專門的人把孩子接走，對當天的課程進行復習和預習，周末還會有專門的老師給女兒教數學。

有人說，中國的家長是典型的“墻頭草”：平時痛恨各種應試壓力，都希望孩子能輕松些，但是一旦發現誰家的孩子上了輔導班，或者知道別人家的孩子學了什么，立場馬上就會搖擺，直到給自己的孩子也報了班為止。

“給學生減負是件好事情，如果一般家庭的學生及家長去落實這些措施，得到一個看上去美麗、輕松的童年，那么肯定會有個比較悲催的成年。”在家長論壇上非常活躍的張先生的話，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家長的心態。

其實，“考試”是讓家長們搖擺不定的根本原因。一位三年級學生的家長在學校門口對記者說：“現在輕松有什么用？考試難度沒變，錄取分數線沒變，這么輕松下去‘小升初’的時候怎么辦？”

“減負或者不減負，考試就在那里。”張先生說。

有些家長也很無奈，李女士的孩子正在讀一年級，她告訴記者孩子每天3點多就放學，雙職工家長不方便接孩子，多是老人和課后托管班接孩子，“結果孩子早放學了就是放羊狀態！不給他報個班怎么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