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們實在不能把這種慷先驅之慨的做法稱為“幽默”。盡管沒有誰規定抗日題材文藝作品只能用現實主義手法來講述，但畢竟那段切膚之痛的歷史相去不遠。中國盡管取得了八年抗戰的最終勝利，但我們的前輩也付出了極為慘烈的代價。這種代價因為侵略者人性中的惡，也因為中國近代以來在文明上的落伍。我們的勝利是用巨大的犧牲換來的，這是我們認識那段歷史的基本理性。

現如今，抗日題材電視劇悄然卸下了宣傳教育的“包袱”，變為純粹的娛樂品，自是有它的內在邏輯。但這種“自我解放”也確實夠“徹底”的，連基本的公共理性也置之不顧，血肉之軀鑄就的抗戰精神在“神劇”中已被空洞化和游戲化，變作掩護暴力刺激的一張虎皮，真可算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了。

然而編創者又是極其“理性”的：愛情、暴力、懸疑、時尚、性感……一個都不少，然而在堅持大是大非的前提下，對人性的復雜多一些細膩的刻畫，因為可能被不理性的聲音所“抗議”，這樣的嘗試卻不愿碰觸。非但不敢突破簡單化的觀念窠臼，還用離譜的編造強化陋見，“民族大義”的包裹下，“神劇”們實則是精明的商業算計。

電視劇不必是教科書，但一定不能是罔顧公共理性的反面教材。毋庸置疑，在大眾文化中，情愛、武打、警匪等內容其實是人的性、攻擊、破壞等本能欲求的“替代性滿足”，要引導受眾心安理得地疏泄這種欲求，需要在講述這些內容的同時進行價值觀介入，所以“正義戰勝邪惡”、“好人好報”等主題幾乎成了所有通俗故事的標準配置。好的故事把欲望與道德這兩個“死對頭”如此和諧地編織在一起，既疏泄人們內心的欲求，也再次強化了道德、價值觀和公共理性，使人處于心智平衡的狀態。

但畢竟，情愛、武打、警匪與色情、暴力、兇殺之間有著內在的共通性，如果故事過于離譜，缺乏基本的公共理性和價值觀介入，文藝作品就越接近于赤裸裸的欲求本身。比如，當人們對暴力的依賴被文藝作品過分強化，那么暴力的對象是當年無惡不作的日本鬼子，今天在中國飯店用餐的日本民眾，還是日本牌子的中國制造汽車，并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令人癡迷的，是暴力本身。“抗日神劇”庶幾近之。

當年義和團運動“神功護體，刀槍不入”以慘劇收場，帶著如許悲壯的意味，又何嘗不是因為落后甚至愚昧。今天，借助無與倫比的奇妙想象和神乎其技的電視特效，義和團的舊夢終于重圓，卻如此讓人哭笑不得。難道真的是因為我們強大了，再不必反思歷史，而一下子從自卑走向自信了嗎？（董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