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該向市場學什么 打車軟件加價，該不該管

在北京市新近出臺的出租車改革方案中，人們發現，政府開始向市場學習新的方法，這也帶來了更難的考題。

這半年來，不少北京乘客通過電召方式緩解了“打車難”。很多年輕人發現，用手機下載一款應用程序，輸入自己的所在地和目的地，如果有空駛的出租車正在附近，就可通過軟件應答乘客。

去年9月上線的嘀嘀打車就是一款打車軟件。其創始人程維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該公司最早通過與出租車承運公司合作等方式向出租車司機推廣嘀嘀打車，鼓勵司機使用智能手機。他們免費為司機登記、裝機、教司機用手機接單。推出3個月時他們做過統計：交通高峰時段成單率達50%，非交通高峰時段成單率達80%，單日平均成單率約為70%。

在這個應用程序的界面上，有加錢選項：最低5元，還有10元，最高20元。不少用戶告訴本報記者，一般不加價就可約車，但當特別需要打車或高峰時段、擁堵地區，他們會選擇逐步加價。

在反對者看來，這個做法突破了政府的價格管制，但很多乘客和司機認可使用這種方式。家住北京市五環外的崔女士告訴記者，與其打不著車，適當加點錢能換來不少方便，還是值得的。

記者在一輛安裝了該軟件的出租車上看見，幾乎每分鐘都能進來一兩條用車信息，司機也會逐一評點，“這活兒不錯。”“這個時間去那么偏的地方，得適當加點錢才能約上。”與此同時，他的電話呼叫臺一次也沒響過，“活兒少，每單固定加3元，還常常被乘客爽約，不太實用。”

嘀嘀打車的信用機制是：打到車的乘客與司機可以在嘀嘀打車上互相評價。如果乘客有一次爽約，被司機舉報，該名乘客的電話號碼將被禁止使用一周，如果爽約者被舉報3次以上，將永久禁止該乘客使用該軟件。如果司機未能如約而至，乘客給司機差評，會直接通報給承運公司，按拒載投訴處理。盡管乘客可以換一個手機號或另一個品牌的打車軟件逃避信用機制，但比起過去的電話呼叫臺，畢竟有了約束。

4月17日，程維告訴本報記者，北京出租車調度中心96106和嘀嘀打車合作，將于4月20日開通，讓沒有智能手機的出租車也能接訂單。屆時，北汽、首汽、新月等公司3萬輛出租車，加上嘀嘀原來的2.5萬名的哥，該軟件可覆蓋北京4萬余輛出租車，占總數的六成。

北京市交通部門注意到了市場的新動向。

媒體去年年底曾經報道，北京市交通委曾整合本市5個出租車監測調度中心，推出手機打車客戶端。

在這次《意見》細則的解讀中，李曉松將電召服務稱為一種“革命性”的業務，以此改變目前街邊招手即停的“中國式打車”習慣。將來，北京市會建立統一特服號碼的調度平臺，推進聯合電召服務，培育電召服務新業態，“預計2013年，乘客提前4小時預約，叫車成功率可達到99%。”

政府的好心和市場動向接駁本是好事兒，但怎么操作值得關注：比如，打車軟件的加價行為，該不該管？

據《北京日報》報道，北京市將專門出臺叫車軟件標準，凡是達標的軟件企業都可以繼續運營。但北京市交通部門的一位負責人說，目前加價叫車的行為將被制止，“這是一種議價行為。今后，軟件叫車的費用也將固定，估計為幾元錢。”

事實上，政府主導的傳統電話叫車業務在北京存在多年，但一直發展得不溫不火。一個出租車公司負責人曾告訴本報記者，這是因為一些乘客的誠信意識和使用習慣有問題，政府和公司已經做到位了。

類似嘀嘀打車這樣的民營叫車軟件的興起，用事實反駁了他的話。

對于禁止漲價的消息，程維表示，該公司目前還沒有接到關于此事的正式通知。

那么，政府是不是該管住目前正紅火的市場行為，怎么管？

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軍看來，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法律問題。即乘客自愿加價呼車而司機前往接受，是否違反了票價管制？

《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司機“不得與乘客議價，不得向乘客索要財物。”王軍表示，從法律解釋上說，第15條的目的是防止司機欺詐、脅迫乘客，或者乘人之危賺取不當利益。但是，使用嘀嘀打車是乘客自愿加價，是乘客自愿花較多費用購買更快捷的服務。“我認為，應該不在法規禁止之列。”王軍說，從社會效果上看，這種自愿加價是在信息技術發展到一定水平后，對人們市場交易行為的擴展，是矯正或者彌補出租車價格管制缺陷的創新，是有利于舒緩打車難的技術創新。政府不應該扼殺這樣的創新，而應該保護和鼓勵。

中國道路運輸協會秘書長王麗梅表示，為了滿足消費者的服務需求，可以做出一些市場化的安排，價格變化就是市場化的措施，是可以考慮的。但是如果漫天要價，消費者會有怨言，也會用腳投票不再考慮這種服務。“對于加價幅度要有一個控制。要對老百姓和出租車司機進行調查，然后確定加價限制。”（記者 白雪 實習生 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