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論道：

追求理性高效告別低質量GDP

過去30年，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但今天，中國已意識到了原有經濟增長模式的局限，并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十二五”規劃的主線。

種種跡象表明，“低質量增長”、唯GDP至上的模式已迫近社會承載力的臨界點。

首先，環境污染導致的社會成本不斷上升。根據2006年發布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相當于當年GDP的3%%。2007年《瞭望新聞周刊》報道：全國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喪失了使用功能，流經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嚴重污染……綜合世界銀行、中科院和環保總局的測算，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占GDP的10%%左右。

另一個問題則是房地產。據估計，房地產及相關行業對GDP的貢獻高達三成。在一些城市，土地出讓金已占到地方財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但嚴重偏高的房價收入比，使得一些民眾只能望房興嘆。不僅如此，房地產更成為許邁永、許宗衡等高官尋租的黃金寶地。

再次，“鐵公機”大干快上，質量安全隱患令人憂心。此前出臺的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則為一些地方政府的亂投資提供了背書，導致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債務飆升至10萬億元以上。地方官員為了自己任期內出政績，不少項目趕工，質量問題層出不窮。當然，“鐵公機”也是腐敗重災區：鐵道部長劉志軍、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等多位高官落馬，河南省交通廳則創下連續四任廳長被雙規的紀錄。

最后讓公眾憂心的是食品安全問題。從三聚氰胺事件到瘦肉精事件，食品安全危機層出不窮。

低質量增長的危害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看到，低質量增長的本質是社會財富的不合理再分配。一方面，企業通過污染、偷工減料等途徑將生產成本“外部化”，轉嫁給社會公眾承擔;另一方面，官員則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尋租。其結果就是收入分配兩極化加速。

2009年，溫家寶總理在劍橋大學演講時引用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話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誠哉斯言。

如何才能實現經濟發展成功的大眾化?首先，政府應逐步退出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讓市場在資源(特別是土地、金融)配置中發揮主要作用。其次，要打破央企壟斷，通過優化競爭“還利于民”。再次，強化政府財政開支的透明度，以輿論監督來擠壓政府亂投資、亂消費的沖動。中央部委公開“三公經費”上的左支右擋，更突顯了輿論監督的巨大威力。最后，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這是杜絕官員腐敗、企業尋租的根本路徑。

GDP增速第一不是我們的目標，GDP總量世界第一也不是我們的目標，低質量的GDP世界第一更不是我們的目標。讓經濟發展真正造福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才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為此，我們需要慢下腳步，讓靈魂跟上腳步，讓大多數人生活的夢想不被經濟的車輪碾碎。(華商報劉勝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