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改革的動力不僅來自事業單位本身，更來自其與政府自身改革的交叉并行，以及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社會建設、民生需求的合力推動

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1年3月23日下發了《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近一年來，中央和地方在事業單位清理規范、科學分類以及推動配套改革等方面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效。

據《瞭望》新聞周刊了解，主管部門近期將就事業單位改革作出新的部署，進一步推動這項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任務復雜艱巨、影響廣泛而深遠的改革繼續清障前行。

近日，本刊記者專訪了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才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吳江教授。他認為，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一年來的成果說明，這項改革的動力不僅來自事業單位本身，更來自其與政府自身改革的交叉并行，以及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社會建設、民生需求的合力推動。“總體來看，改革的大方向是對的，應堅定不移地推動下去。對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分類細化、建立法人治理結構、配套改革等難題也須高度重視，并在改革進程中通過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逐步破解”。

“不能為分類而分類”

“轉企走向市場的這部分事業單位，雖然在國有資產向經營性資產轉變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總體上看會很快迸發出活力和創造力”，吳江指出，“分類的難點還在于承擔行政職能的單位和對公益一類、二類的具體劃分。”

“意見”明確規定，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在分類改革中，涉及機構編制調整的，不能突破政府機構限額和編制總額，主要通過行政管理體制和政府機構改革中調劑出來的空額逐步解決。

“因此，這部分‘事業人’完全回歸公務員序列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吳江說，這些包括城管、衛生監督、勞動監察、社保稽查、調解仲裁、各類鑒定等在內的事業單位，承擔著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和監管職能，完全回到行政系統也不利于處理監管與行政的關系。

對于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而言，按中央部署，承擔義務教育、基礎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衛生及基層的基本醫療服務等基本公益服務，不能或不宜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劃入公益一類。承擔高等教育、非營利性醫療等公益服務，可部分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劃入公益二類。

吳江說，同時，公益事業發展的不平衡性，也造成各地各部門在公益分類界定上出現一定差異，可能會出現相互攀比，造成劃入一類的單位過多，劃入二類的單位過少。“大家爭搞‘純公益’，既不利于事業的發展，也不利于財政支持的確定”。

“這些分類中具體難點和出現的傾向性問題，還需要深入研究、逐一攻克”，吳江坦言。

建立法人治理結構

從中央要求看，面向社會提供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要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探索建立理事會、董事會、管委會等多種形式的治理結構，健全決策、執行和監督機制，提高運行效率，確保公益目標實現。這被吳江視為“事業單位改革中最為要害和核心的部分，也是最難改的部分，這在一些地方改革中已經破題”。

2011年7月，廣東省編辦印發《關于推進我省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在符合條件的事業單位，設立以本單位以外人員為多數的理事會(或董事會、管委會)，作為其決策和監督機構。理事會(或董事會或管委會)下設管理層作為執行機構，理事會之下還將設咨詢委員會或戰略、審計、財務、薪酬與考核等專門委員會。規模特別大的事業單位，根據需要可以單獨設立監事會。

“建立法人治理結構，直接決定了如何‘政事分開’，如何調動人員積極性。”吳江說，對于這部分事業單位而言，要有破有立——“破”行政級別，“立”法人制度。這關系到事業單位的切身利益，涉及到產權問題。“如果不能建立法人治理結構，行政化問題就無法解決。事業單位還會向政府要行政級別，要干部職數，甚至一些現在已經轉企的出版社和科研院所還在爭取干部委任和部委的隸屬關系”。

吳江認為，建立法人治理結構還須在探索中走符合中國國情的路子。

“在改革中，無論采取什么形式，都要切實加強和改善黨對事業單位的領導，及時調整黨的組織設置，理順隸屬關系，選配好黨組織領導班子，充分發揮黨組織在促進事業發展、完成本單位中心任務中的領導核心或政治核心作用，保證黨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在事業單位的貫徹執行。”吳江說。

而在干部選任上，吳江認為應該面向社會，可以借鑒國有企業主要負責人和中高層管理人員選任的一些已有經驗。

建立法人治理結構的另一個挑戰是，在國家投資的背景下，如何讓納稅人和事業單位服務對象共同參與事業單位的監督和決策。吳江說，這對于事業單位而言，在理念上需要一個巨大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