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急的人砸壞了婚姻登記處的牌子

在辦理業務時，張嵐的一些同行重申婚姻法的有關規定，試圖為離婚者調解，有人反問：“婚姻法有哪條規定你調解了？”“我不用，快點，事兒挺多的。”

婚姻登記員只能從言談舉止中猜測離婚夫婦的“真假”。在正式的離婚材料上，幾乎所有為買賣房屋離婚的人，填寫的離婚原因都是“感情不和”。只要證件齊全、協議無漏洞，任何人無權干涉他們的自由。

一個棘手的問題是，很多人按照銀行和房管局工作人員的要求，到婚姻登記處來“改證”。

由于早些年的婚姻證件為手寫，有的出現音同字不同情況，或者出現筆誤，與戶口本的名字對不上。這些人被房管或銀行工作人員要求，可到婚姻登記處去修改證件信息并重新蓋章。而按照規定，國家證件一旦修改，就意味著失效，民政部門無權更改。登記員們只能一遍遍解釋。

在此情況下，天津市濱海新區大港婚姻登記處的牌子被著急的人們給砸壞了。這是一家行風評議先進單位。如今，那面象征著文明服務的榮譽牌已經不知去向。

一位工作人員說，此事反映出國人追逐利益有多么迫不及待，法律意識多么淡漠。關鍵時刻，紳士和淑女風度下的本性流露無遺。

在剛剛過去的離婚高峰期，很多年輕的女婚姻登記員都被人氣哭過。她們為了減少去廁所的次數，連水都不敢喝，有時中午顧不上吃飯，傍晚也無法正常下班，可還是應付不了那些急切的離婚者。

天津還有市民去找民政部，要求民政部承認在結婚證上改名字是合法行為。

婚姻登記員們的另一個顧慮是，一些人要求修改證件，是不是鉆政策的空子。張嵐對記者說，目前“市場”上做假離婚證的印模，就算是業內人士目測，也分辨不出真假。

張嵐本人在看房時，就曾遇見熱心的房屋中介，勸她為了突破限購政策，可以辦“假離婚”。這位婚姻登記工作者很好奇怎么辦，中介則神秘地說：“您把錢給我，我就能給您辦。”

天津一位房地產業內人士說，前段時間，置業顧問之間最流行的一句話是：“你又給弄離一個。”

“為了房子離婚，我會瞧不起自己的婚姻”

“離婚”，是31歲的王英最近聽到的高頻詞匯。“國五條”頒布后，在天津醫科大學工作的王英著急買一套二手房。從她看房開始，直到簽訂合同之前，中介一直在勸她和丈夫離婚。她拒絕了。

王英買的是一套85萬元的二手房，使用公積金貸款。由于已有一套住房，二套房的首付是5成，42.5萬元，但她起初準備的首付款是30萬元，存在十幾萬元的資金缺口。當時，中介公司經理對她和丈夫說，你們去辦個離婚證吧，離了婚就算買首套房，就不用跟別人借錢了，契稅能夠降低兩萬元左右。當時，天津市的“國五條”細則即將出臺，王英聽到為買賣房子而離婚的風聲，感覺“人心惶惶的”。

在銀行排隊取號時，王英的丈夫突然對她說，要不咱也辦個“假”離婚，就不用借錢欠人情了。

可王英最終還是選擇借錢湊齊首付，謝絕離婚。她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自己不是害怕離婚的風險，而是出于一種“精神潔癖”。“我把婚姻看得比較神圣一點。”

“我覺得婚姻雖然只是一張紙，但是，是一個承諾，不是金錢能夠兌換的”，她說，“離婚沒有真假之分，離就是離。為了這個理由而離婚，我覺得我會瞧不起自己的婚姻。”

在王英看來，不管房子對現實生活有多大價值，婚姻始終是個基礎，應該在此基礎之上考慮買房的事情。如果離婚了再復婚，她會覺得婚姻有瑕疵，而且這個瑕疵會一直存在。因此，她寧可不買房子，也不會離婚。

王英認為，為房子離婚的人，是在用有形的利益來衡量婚姻的無形價值。在她的婚姻觀里，婚姻的價值“別說是房子，什么物質利益都不能交換”。

但另一方面，王英又同情這些離婚者。她說，這本身是被迫的、很可憐的群體，是“苦苦掙扎的蕓蕓眾生”。“如果有很多錢，誰會拿婚姻開玩笑？”

作為婚姻登記工作者，張嵐一方面認為，這波離婚潮折射出國民的素質有待提高，國家的誠信體系迫切需要建立；另一方面，她也感慨，走到這一步的多數人是無助的。真正的有錢人，不必考慮首付和房貸的問題。

張嵐還向記者指出，國家不能只是要求國民提高素質，在制度設計上應該更加科學，避免造成“次生災害”。如今的社會管理“不再是各個部門單打獨斗”，國家政策的制定，“牽一發動全身”，考驗著政府的智慧，各個部門一定要聯合起來。

婚姻登記處正成為折射社會變化的一個窗口。這些年來，不僅是樓市政策，低保、戶籍、計劃生育等政策，都容易成為釀成婚姻悲喜劇的催化劑。天津30歲出頭的年輕人孫雅彬一言以蔽之：“政策的背后是中國的利益格局；離婚的背后是中國人的性格和信仰。”

在關注假離婚現象的謝百三教授身邊，就有人辦了“假離婚”。那是一對上海的公務員和教師夫婦，因為擔心房價要漲，孩子將來買不起房，他們不久前假離婚買了一套新房。這對夫婦對謝百三解釋，“躲稅，買新房，真沒辦法”。不過，他們的婚姻狀況，從孩子、同事到左鄰右舍，無人知曉。得知此事，這位經濟學家“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