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與合法之間還有多遠

其實，錢并不是收養之路上最大的困難，崎嶇坎坷在每個環節都會出現，比如遇到人販子、騙子，或者“寶媽”、“寶爸”后悔了。

倪挺（化名）就碰到了一個騙子。

“有一個兩歲的女寶寶要送養，雖然孩子有點大了，但我真的很喜歡。”對方給倪挺發去了孩子從出生到現在的照片，這讓倪挺愛不釋手。

接著，對方又向倪挺提出了一系列條件：收養補償、聯系落戶、聯系幼兒園等。在倪挺把所有事情都落實了之后，對方提出要坐飛機來倪挺所在的城市當面交流，于是，倪挺又忙著訂機票，訂酒店。

但是，倪挺最終并沒有在機場等到“寶爸”的身影，“回家一查，他們直接退票了，我買的都是全價票呀！”

另一位來自北京的“領媽”陳娥（化名），確實被孩子的親生父母“忽悠”了。

她今年已經36歲，因為輸卵管問題，一直無法懷孕，光是人工授精就做了5次，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去年，陳娥夫妻聯系上了一個山東的“寶媽”。

“孩子生完3天以后，正是除夕，我們連夜趕回北京過年。”陳娥回憶說，新生兒不能坐飛機，坐火車又怕被查出來，只好開車回去，“連開了6個多小時，差點翻車”。

幸福去得太快。12天后，孩子的父母找上門來，強行從陳娥這里要回了孩子。

陳娥說，在生產之前，雙方已經簽訂了協議，承諾了“永不相見”，甚至還摁了手印。

但她不得不把孩子還回去，“協議有什么用呢？我又不能去告她。”

正由于此，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從兒童權益的角度給圓夢之家判了“死刑”。

他認為：“網絡收養的產生雖然有一定的歷史條件，但是它并不受政府監管，之后容易產生糾紛，到頭來還是給孩子造成了傷害，留下了許多的后遺癥。”

王振耀堅持，送養孩子的條件應該“越嚴格越好”。

“全世界的收養都是非常嚴格的，必須以孩子為本，重視對兒童利益的保護，人有基本的尊嚴，不能把人當做商品，應該慎重一些，有一套嚴格的監管體系。”他說。

在王振耀看來，中國的收養體系最大的問題在于兒童福利制度存在“三無問題”：“第一是無兒童福利法，第二是無兒童福利行政指導體系，第三是無基層的兒童福利設施。在三無的狀態下，社會對兒童福利還沒有最基本的概念，這是最悲哀的事情。”

姚建龍認為，要改善當前的民間收養現狀，需要民間與政府的配合。

“不要把民間與國家收養分得那么清晰，只要有利于兒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能讓孩子有最好的歸宿，就應該接納它。”姚建龍說，網絡收養平臺只要不存在販賣兒童等非法行為，就應該允許它的存在，但需要政府的審核批準。姚建龍表示：“政府應該加大對兒童福利方面的投入，搭建信息平臺，將網絡收養平臺納入監管體系，將其規范化。”（記者 李麗 實習生 張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