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

一些重要時刻，地方政府的管理壓力會大增。每年，都有一些人被送到精神病醫院，少的時候三五個，多的時候十來個。

邵陽市精神病醫院的前身是1959年10月創辦的“邵陽專區精神病療養院”，當時是“收容管理為主、治療為輔”。9年后，療養院被衛生局接管，成為真正的精神病醫院。

作為湘西南最大的精神病醫院，到邵陽市精神病醫院就診的病人，除了來自本地區外，還有來自周邊的婁底、永州等地，甚至還有安徽、廣西、貴州等地的患者。今年6月，醫院最高的日住院病人達到850人，超出醫院接診能力，只能通過加床的方式解決。

紛至沓來的病人中，也有一類是被“送來”的。

呂春江說，在一些重要時刻，地方政府的管理壓力大增。每年，都有一些人被送到精神病醫院，少的時候三五個，多的時候十來個。

呂春江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當年，地方政府送來了十多個“精神病人”。

這些人因各種問題反映情況，“有些偏執，有心理問題”。但呂春江坦承，他們不算精神病。

這些人被強制送到醫院后，堅決不愿意就醫。

呂春江說，這些人有部分自知能力，原則上不能接收；但他們是當地政府送來的，能不收嗎？這是一個難題。

解決方案是，“病人”家屬會被“請”到醫院。

一方面，“病人”確實有一些偏執、固執、人格障礙等“病”；另一方面，當地政府出錢治，“你不花錢看病呢”。

游說的結果通常是，這類病人被收治一周或半個月左右。當重要時點結束后，他們就出院了。

這種類似“被精神病”的狀況，因為操作的“短平快”，并未引起廣泛的關注。

《精神衛生法》草案有一條規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發生或者將要發生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行為的，其監護人、近親屬、所在單位、村民委員會或者居民委員會、當地公安機關應當立即予以制止，其監護人、近親屬并應當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

知情人士介紹，上述人被送至醫院的理由，就是“擾亂公共秩序”。

然而，這種情況與《精神衛生法》草案強調的一種理念相悖：有自知能力的精神病人有權自己決定是否入院。

作為精神病人權益保護的重要方面，入院、出院程序干系重大。

呂春江認為，無論是精神病人的入院還是出院，都應該由專業的精神病學專家組來決定，完全出于專業的需要來確定。為避免利益糾葛，這個專家組應該獨立，不受精神病醫院等機構干擾。

護士之死

工作環境不好、醫護人員待遇不好、工作風險大。

呂春江自稱他們是“弱勢醫院”：工作環境不好、醫護人員待遇不好、工作風險大。

舒卓記憶猶新的，是袁小軍制造的“飛越瘋人院”事件。

2008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兩名女護士在病房巡視時，袁小軍帶領另外4名病人，突然抱住護士，威脅她們不能喊叫。接著，袁小軍從護士身上搜出鑰匙，逃離封閉病房，直奔醫院外。

護士按響了警鈴，袁小軍等人被攔下了。

兩位護士受到了驚嚇，而她們的前輩付出了生命。

1995年，一名護士在病人活動場所洗手時，被一名病人用凳子砸死。這名病人患有“被害妄想癥”，此前，這名護士給他打過針。

“飛越瘋人院”事件后，很多家境好點兒的護士辦理停薪留職。醫院招聘護士格外困難。當其他醫院招聘護士時，呂春江總要擔心，這次又會有多少人跳槽呢？衛生部一項調查表明，上世紀80年代以來，到精神病醫院工作的本科醫學院校畢業生流失率達50%。

對這些不確定的風險，醫院的因應之策漸多。醫護人員巡視病房時，要背靠墻走，防止來自背后的攻擊；醫院聘用了20多個男護工；每天對病房進行安全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