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產品短缺問題突出了

過去３５年改革，最大的成功在于基本解決了１３億人的吃飯問題，從以溫飽為目標的生存階段，上升到以人的自身發展為重要追求的發展性階段。人們的需求結構也隨之發生了重要變化。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以溫飽為目標的私人產品短缺問題基本解決了，老百姓開始更多地追求好的教育、醫療、就業、消費環境和發展環境，公共產品短缺的問題突出了。”遲福林說。

新的短缺折射出需求與低水平公共產品供應之間的不平衡。然而，正是這種需求結構發展的不斷變化，引發新的市場社會需求，成為推動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動力。

“今天，人們‘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對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需求。如果這個方面解決不好，不僅影響經濟轉型，更影響社會轉型和治理轉型。”他說。

“我們的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治理轉型一定要適應改革開放３５年后社會需求結構變化的大趨勢，這樣不僅能將１３億人的消費需求釋放出來，而且能夠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很多問題。”他說。

“中國有‘黃金’，靠什么挖掘？改革！”

讓農民帶上財產進城

對于呼聲較高的戶籍和土地制度改革，遲福林認為，戶籍制度已成為最不公平、矛盾最突出的制度問題之一，改革一定要破題。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農村改革最重要的癥結所在，在推動中國農村改革乃至整個改革發揮過巨大作用，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改。

他認為，未來中國最大的戰略機遇是內需大市場。到２０２０年，中國居民消費總規模將從目前的２０萬億元增加到４５至５５萬億元，由此帶來的投資可達５０萬億元。屆時，中國的內需總規模將達１００萬億元。

“如果內需總規模能釋放出７０％、８０％，中國經濟７％的增速就有堅實基礎了。”他說。

中國目前約有進城務工農民２．６億人，到２０２０年人口城鎮化率過半時，將有數億農民進城。因此，城鎮化特別是人口城鎮化被視為內需規模釋放的重要驅動。而戶籍制度改革是人口城鎮化的第一步。

遲福林２０年來一直主張農民土地物權化，即在嚴格農地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認可農民對其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受物權法保護。

“把土地的使用權變成一種產權交給農民，使農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既有利于土地的使用，也有利于提高農民的財產。”他說。如此，今后的農民就不再是“一個行李倆肩膀”地進城了，他們可能會帶著一份財產進城創業，并由此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更體面地過城里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