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特約評論員文章：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過廣播向全日本發表“終戰詔”。這是近1億日本人第一次從廣播中聽到裕仁的聲音。這聲音柔和但卻蒼白。裕仁的廣播講話意味著自1864年以來陷入瘋狂對外擴張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戰爭心理第一次崩潰了，也意味著日本政府正式接受同盟國在7月28日所提出的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對于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與日本侵略軍進行長期艱苦卓絕抗戰的近12億軍民來說，戰爭結束了，和平終于來臨。

今天，當全世界都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這一歷史性時刻之際，有一個聲音卻依然還在亞洲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心頭回蕩：戰爭真的遠去了嗎？

***戰爭為什么會爆發？

在人類很長的歷史階段中，戰爭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的存在的“合理性”似乎從來就沒有消失過。無論是從克勞塞維茨的“戰爭是國內政治的繼續”還是拿破侖所說的“戰爭是英雄的事業”，這些廣為流傳的描述戰爭的經典語言似乎都在給我們詮釋戰爭的意義。公元前9世紀，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斯在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曾總結過這場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生死之戰的原因。在他的筆下，戰爭的原因是因為“強者總是要去做他認為自己強而要去做的事情；而弱者總是以為自己弱而不得不去改變什么”。現實主義的學者認為，修昔底斯道出了那個時代戰爭的邏輯：因為強者想更強，而弱者除了無奈地去面對強者隨時可能施加的戰爭行動時，如何通過戰爭擊敗強者、而讓自己改變弱者的地位，是歷史要求他們做出的自然選擇。

“修昔底斯定律”在隨后2000多年的人類歷史上是我們可以用以解釋戰爭現象為什么頻頻發生的鐵律。無論是從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期的爭霸戰爭、還是古羅馬帝國所進行的人類歷史上第一場真正意義的洲際戰爭，無論是英法等國近代史上綿綿不絕的歐洲爭奪、還是美歐日等西方列強大肆進行的海外殖民戰爭，戰爭成為了世界歷史上一個最突出的話題。到了20世紀，戰爭無論是從規模還是從手段上，都隨著國際關系的發展以及西方列強對財富、權力與威望的貪欲而變得越發不可收拾。1914-1918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僅僅21年后的1939年，德意日法西斯就把國際社會再度拉入了更為殘酷和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看來，戰爭并不是簡單的國家間“強”、“弱”的差別和想要改變這種差別而自動產生的現象。當代國際關系理論——人類研究和反思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科學——已經得出了結論，戰爭之所以難以抑制地爆發，一是因為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狀態，難以形成一種公共權威來阻止戰爭。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關系因而變成了“強者即公理”的強權主導的世界。就像當年日本為什么要發動“九一八事件”占領中國東北，隨后又在1937年發動盧溝橋事變挑起全面侵華戰爭，原因之一就是：日本蓄謀已久的對中國野蠻的戰爭行為并沒有得到當時標榜“集體安全”的國際聯盟的有效干預，而其他的西方大國對日本的侵略則更是明哲保身、袖手旁觀；世界在目睹中國遭受日本侵略時，在西方列強中還沒有徹底泯滅的道義情感，充其量只是反戰力量的呼吁和零星的“飛虎隊”式的杯水車薪般的幫助，盡管我們對這樣的援助永遠心存感激。

二是因為國家間利益的爭奪。由于世界是無政府狀態的，人類的利益被局限在各個國家的范圍之內，利益的爭奪就變成了國家為單位的對財富和權力的難以妥協與調和的競爭，國家利益長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自私和相互排斥的。而國家是暴力的機器，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等各種自我認同寄居的殿堂。當外在和內在的原因讓一個國家的公共權力被極端主義所攫取的時候，國家間利益的爭奪就會演化成為以民族和國家為單位的瘋狂的沖突。一戰結束后，德國民眾認為他們在凡爾賽和約中受到了極大的不公正對待，而法國的軍事干預、國內經濟的動蕩和各種激進思想的激蕩，讓一戰后的德國人都變成了凡爾賽秩序的仇恨者。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就是靠這股仇恨挾持了歷來以理性著稱的德意志民族，讓他們在進行人類歷史上最野蠻的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和瘋狂的對外侵略時，竟然相信這是在為國家的“生存空間”而戰。

三是人的本性是自私、貪婪和好戰的。不管我們用一種什么樣的哲學觀去看待人性，我們相信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去約束和克制人內在的貪欲和自以為是的話，蔑視人類理性和道義立場的戰爭就常常會被當成是實現國家強大的夢想，會被當成是效忠某種“理想”的“神圣行為”。當年日本法西斯在侵略中國時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們不禁想問，當年侵略者的人性哪里去了？歷史的回答是：當日本侵略軍為日本軍國主義而瘋狂的時候，他們只對日本人自己講人性，而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受害國來說，顯露的只有“獸性”。這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戰爭常常泯滅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