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是一位非黨民主人士，但他從來也沒有把自己的命運與黨和國家、人民的命運割裂開。在我們黨的政策出現某些失誤和偏差，國家和人民遇到困難和災害的時候；在黨內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發生局部動亂的時候，他的憂國憂民情緒就表現的更為強烈和獨特。他利用與基層民眾水乳交融的關系，充分調動各種歷史和文化知識，以詼諧幽默的語調，合情入理的分析，樂觀豁達的情緒，去勸說人們、影響人們，主動地做一些疏導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時，他更沒忘記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責任，用小說這種文學形式，盡情地歌頌真、善、美，無情地揭露和鞭撻假、惡、丑，讓人們在潛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強明辨是非、善惡、美丑的能力，更讓人們看到光明和希望，對生活充滿信心，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

我在正定期間，不論是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幫助，我們之間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誼。記得1985年5月我即將調離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個晚上，我們相約相聚，進行了最后一次長談，臨分手時，倆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依依別情，難以言狀。

我到南方以后，曾經給大山去過幾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熱鬧，未有及時回應。以后我也因工作較忙，很少給他寫信了，只是偶爾通個電話，送上衷心的問候和祝愿。我還曾多次讓人捎信兒，希望他在方便的時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總是說我擔子重、工作忙，不愿給我添麻煩。雖然接觸聯系少了，但我們之間的友情并未隨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與我聯系較多的同志探詢，密切關注著我的工作情況和動向，我也經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詢問他的身體、工作和創作狀況。每次見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請他們給他帶去一些薄禮。每年春節前夕，我總要給他寄上一張賀卡，表達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節，在離開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縣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經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鄉——正定。我抽時間專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時他已主動辭去了文化局長職務，到縣政協任專職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樣豁達樂觀、詼諧幽默，依然那樣身板硬朗、精神矍鑠，并依然在擔任領導職務的同時堅持著他的小說創作。那年，他還不到50歲，正當精力充沛、創作欲望非常強烈的黃金時期。他告訴我，什么小說在哪個雜志發表了，什么小說被哪幾家刊物轉載了，正在構思或寫著什么，顯得非常興奮。那次相見，由于時間關系，我們沒能長談，便依依惜別了。

1995年深秋，我從一個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術，盡管說手術相當成功，還是給關心他的人們心頭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我不時打聽著他是否康復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樣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見好轉，卻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來，聽說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擴張治療，能吃進一些流食了。再后來，聽說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協和醫院做診斷檢查。剛好，我那幾天正在北京開會，便抽空到醫院去看望他。見到他時，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樣，只見他面色憔悴，形體枯槁，蜷縮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兩只深深凹陷進去的眼球，還依然閃耀著流動的亮光。他看到我進來，立即掙扎著從床上坐起，緊緊握住我的雙手，激動的淚水早已奪眶而出。稍微平靜些后，他就給我述說病情的經過。我坐在他的床頭，不時說上幾句安慰的話，盡管這種語言已顯得是那樣的蒼白和無力。那次見面，我們兩人都顯得非常激動，因為我知道，惡魔般的細胞，此時已在大山的肝臟、胰臟和腹腔大面積擴散。我不忍心讓他在病疼之中再過于激動，為了他能得以適度的平靜和休息，我只好起身與他揮淚告別。臨走，我告訴他，抽時間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農歷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這時的大山，身體的能量幾近耗盡，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體愈顯瘦小，聲音嘶啞，眼光渾濁，話語已經不很連貫，說幾句就要歇一歇。此時我心中已有一種預感——恐怕大山的駕鶴西去為期不遠了。至此，一股悲愴的情緒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緊緊握住大山的手，淚水溢滿了眼眶。這時的大山，卻顯得非常平靜，倒是先安慰起我來。我提出再和他照張合影，他笑著說：“我已瘦成這樣，不像個人樣兒了，叫人看見怪嚇人的呀！”他雖是這樣說，可還是掙扎著坐了起來。這張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別人最后的一張合影。

2月21日，在我剛剛離開正定才十來天，突然接到電話告知——著名作家賈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歲。

噩耗傳來，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個好朋友、好兄長。我多么想親自去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無奈遠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樣匆忙，走得是那樣悄無聲息，但他那憂國憂民的情愫，清正廉潔、勤政敬業的作風，襟懷坦蕩、真摯善良的品格，剛正不阿、疾惡如仇的精神，都將與他不朽的作品一樣，長留人間。

（此文發表于《當代人》雜志199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