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保障防線”為何擋不住因病致貧

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基礎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以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為主要保險對象的大病醫療保險，以民政部門負責審批的特殊人群醫療救助和低保補助，以及以紅十字會等為代表的社會慈善機構和組織——在中國，從理論層面而言，這四重防線，可以基本確保一位得大病的患者及其家庭不會陷入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絕境。可事實并非如此。

“從歷史發展看，新農合最早的表現形式是保大病、廣覆蓋、低水平。”浙江省衛生廳基層農村處處長沈堂彪說。浙江省是從2003年開始新農合試點的，最初的籌資水平僅47元。

就全國絕大多數地區看，與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相比，新農合的保障水平差距懸殊，藥物和器械的報銷類別也存在差距，城鄉二元鴻溝明顯。康復之家浙江分公司經理蘇云龍告訴記者，按目前的規定，絕大多數醫療器械的治療或購買都不在醫保范圍，呼吸機也不例外。

治療付學朋的這110萬元高昂費用，在官方的術語中，被稱為“城鄉居民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衛生部等六部委2012年聯合出臺的《關于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只要參加任何一種醫保制度，其個人年度累計負擔的合規醫療費用超過當地統計部門公布的上一年度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均可以通過大病保險制度給予補償給付。遺憾的是，這項制度在全國才剛剛推出，在浙江，僅湖州、紹興兩地開始試點。

保障體制不夠健全，保障水平同樣也不高。“中國網事”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社會各界對付敏足夫婦的救助，早在數年前就已經開始。付學朋出事以后，當地給予了相應的醫療救助和托安養補助，并于2007年12月將其一家列入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戶。2007年以來的5年時間里，付敏足一家接受當地政府各類醫療救助、低保金、托安養補助、慈善救助和慰問金約8萬元。

上鄭鄉副鄉長朱華清說，按照目前的救助體系，付學朋家已經享受到最高標準了。可5年全家的保障和補貼救濟總額，還不及付學朋當年治療費用的10%，根本無法改變付家的生存狀況。

付敏足說，新農合報銷比例有限，為省下每一分錢，家里只買消炎藥、解毒片等便宜藥給兒子吃；每天脖子上本該由專業醫護人員更換的紗布，也是他們自己買紗布碘酒更換的。

臥床7年后，付學朋的命運在2013年的開頭出現了轉機。借助于網絡的力量，“‘至慈雙親’為子續命”的故事仍在以幾何級的速度傳播。帶著眾人的愛心和熱心腸，這場捐錢捐物的愛心接力仍在繼續，也為付敏足夫婦堅持下去提供了新的動力和勇氣。

“我們一家人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能活著，病能治好。”雖然一次次有專家告訴他們無能為力，但王蘭芹從不認為兒子一輩子只能這樣。大家的關心讓她看到了希望，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哪怕一丁點希望，我們也不放棄。”

“希望更多的人能夠在體制的范圍內得到應有的救助！”正在杭州參加浙江省“兩會”的農民代表汪恩鋒說，而不再單純地沿著“因病致貧、媒體關注、各級重視、問題好轉”的偶然性路徑行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