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荒，正在把浙江中小企業群體逼上絕路。這不是危言聳聽。”6月一個陰雨的傍晚，浙江商人楊廣槐(音)一臉沮喪地陷在藤椅里，向記者訴說著自己的“傷心事”。在浙江， 越來越多像楊廣槐這樣的中小企業主，正在因“錢緊”而被迫接受高利貸的“救急”。

在浙江，巨大的資金需求，最終衍生出一個由銀行——大企業集團——高利貸公司共同組成的利益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正在以集團化、組織化的發展方式“茁壯成長”。

這是一個龐大得無所顧忌的高利貸市場；這是一條幾乎無法撼動的利益鏈條。在這個鏈條中，中小企業正在以一種血淋淋的方式被“拯救”。在浙江，民間借貸的利息回報年利率已經高達100%。而中小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還不到10%。

“我們在等待，確切地說，我們是在賭博，賭今年下半年的經濟環境會好轉，賭融資渠道的‘清淤驅濁’。毫不夸張地說，如果調控政策沒有松動的余地，浙江的很多中小企業將熬不過2011年的冬天。”楊廣槐有些悲觀的斷言，從某種意義上，正代表了浙江中小企業集體的憂慮與迷茫。

浙江，金融風險在加大，隱藏于繁榮之下的民間融資市場危機四伏……

從邏輯上，這看起來非常奇怪：在原材料、人工不斷上漲的高成本之下，中小企業的利潤越來越薄，而在短期內流向中小企業的資本回報卻越來越高——在浙江，民間借貸的利息回報年利率已經高達100%了，而中小企業的平均利潤不超過10%。

不符合邏輯，卻真實存在。

為遏制通脹的壓力，迄今為止，中央銀行已經連續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國內的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達21.5%的歷史高位。

央行的貨幣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動性的同時，也加大了中小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的難度。事實上，對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即使是在貨幣政策寬松的時候，也很難得到貸款。現在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

無奈之下，浙江中小企業幾乎集體低下頭來，把目光投向地下融資——這一并不陽光，卻可解燃眉之急的“非常規市場”。

高利貸就像毒藥

借高利貸，已成為浙江眾多中小企業的“無奈選擇”

“一家中小企業，如果沒有銀行貸款，只靠民間借貸，大約6個月就要倒掉。” 6月15日，浙江一家企業負責人鄭先生向《中國經濟周刊》大倒苦水， 他向記者表示， 借高利貸，已成為浙江眾多中小企業老板“尋錢”最慣常，也是最無奈的選擇。

2010年末，鄭先生的企業因為打跨國官司，企業的資金鏈出了問題，不得不向擔保公司拆借1億元人民幣。“按照每天千分之二的利息來算，一天要付出的利息就是20萬。我們公司只借用幾天資金，就已經被嚇得半死了，利息太高了。”鄭先生向記者表示。

“當你實在堅持不住，馬上就倒掉的時候，高利貸還是要去借的。借來，先活下來再說。至少還能撐半年。”采訪中記者發現，在浙江中小企業主中間，像鄭先生的心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高林原來是浙江一家商業銀行的信貸經理，他的客戶中，有一家生產醫療器械的企業，由于著急用錢，在“等不及”的情況下，借了700萬高利貸，“這700萬元，每天要付14萬的利息。這家企業希望我在半個月之內幫他把款從銀行貸出來，還給高利貸。結果，銀行的貸款還沒貸下來，企業先倒了。”提起這件事，高林一臉的惋惜，“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錢貸出來是沒問題的，但后來政策越來越緊縮。”高林說， “銀行的錢突然斷掉，就像人一樣，血液流光了，人會怎樣？”

于是，從銀行貸不到款，轉而向地下融資伸手的一些企業，在利滾利的巨額高利面前，選擇了“出逃”。

“利滾利，就像吸毒一樣。有的企業，借了高利貸等銀行貸款，等兩三天可以負擔得起，如果在規定的時間里從銀行貸不出款來，這個企業就要逃走。”高林向記者表示，“老板跑了， 人們管這叫‘上高速’。”

6月18日，溫嶺市利歐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景偉向記者表示：“目前，‘上高速’的老板越來越多。”

作為小額貸款公司的管理層，陳景偉對貸款風險的加劇憂心忡忡，“有一家生產麻將機的企業，借了高利貸，一天前，一百多人的工廠還機器隆隆，一派熱鬧的勞動景象，倉庫里也堆滿了原材料及產品成品，可一天之后，這家企業卻突然寂靜無聲、大門緊閉，廠子關門了，老板消失了。” 陳景偉分析說，在利滾利的巨額利息面前，如果你不選擇出逃，那你將面對兩種狀況，第一，即使廠子全部賣掉也無法承受本息；第二，高利貸雇傭的社會力量每天戴著墨鏡在你家門口守著，堵住你的廠門口，或者干脆就把你人抓走。

據溫州一家企業主透露，一般情況下，放高利貸的人，身邊多半跟著保鏢，“那場面跟香港電影里的情節特別像。有些高利貸公司會成立自己專門的討債部門，市場上也有專門的討債公司與高利貸產業相呼應——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暴力或恐嚇。不過，現在，企業主出逃的手段也多了起來，老板在家里坐鎮，工廠照常生產，以穩住高利貸者，但其實，老板的家屬早已經悄悄‘上高速’了。又過了幾天，老板也突然消失，工廠隨即停擺，‘金蟬脫殼’之計宣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