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尋味的“資金流”

銀行、大企業集團變身“新興高利貸者”？

擔保公司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民間的集資，包括從企業實體經濟里轉移過來的資金、社會的閑散資金等；二是通過各種方式渠道從銀行流出來的資金。

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的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民間資本充其量是很小的一部分， 大部分是銀行流出來的錢。”甚至有人認為，銀行的錢占到80%以上。

當然，這種說法只是一種經驗，并沒有經過嚴格的考證。

關于擔保公司如何從銀行獲得低息貸款，再以高利流進地下融資市場，在浙江的民間，可以給你提供多種答案。例如，虛構項目從銀行套取低成本資金；又例如，對那些貸款方案獲批但銀行沒有額度的業務，介紹資金到銀行存款，增加銀行的存款基數，然后銀行放貸出來等等。

其中，有一種流出方式，看起來很順理成章，卻又不費力氣。

陳永是浙江一家農業高科技企業的老板，企業資產已經達到10多個億，經營狀況良好，從銀行獲得的授信有3個億。雖然他也正一門心思地要把企業再推上一個臺階，但是，“假如融資市場按目前的態勢繼續發展下去，我也會適當地投資高利貸市場。這個太誘人了，不用干活了。”

他算了一筆賬：從銀行貸出來一個億，5000萬用于企業發展，再將5000萬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萬的利息。“我從銀行總共貸了一個億，付給銀行才600萬利息，光利息我就賺了1900萬。”

很多融資能力較強的企業，事實上就是這么干的。記者采訪中，接觸到不少這樣的案例。例如，有一家食品企業，從銀行貸出了3000萬，500萬投入企業生產，2500萬流向了高利貸市場。

“這比工廠的利潤大多了，不必苦兮兮地擴大生產規模，三個月就能賺取超過工廠一年的收入。”張自強告訴記者，在這種畸形的利益分配之下，實體的企業已經成為高利貸市場從銀行融資的平臺，流動資金貸款再次進入融資鏈條，不斷給高利貸市場補充血液。

張震宇坦言，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不是主流。“因為銀行的資金便宜，國家基準利率和民間借貸之間存在利差，在利益驅動之下，企業會拿出一部分資金以高利放給那些得不到銀行資金的中小企業。”

他認為，這與銀行的監管失職相關。

為此，銀監會專門出臺了“三個辦法一個指引”(固定資產貸款、流動資金貸款、個人貸款管理辦法及項目融資業務指引)。

但監管的效果并不明顯。

陳景偉也是從銀行辭職出來的。根據他的分析：按照正常的貸款通則，貸款必須按照借款合同約定的用途去使用，例如約定購原材料就得拿去購原材料。“但如果他是提現的話，你就沒辦法監管。北京、上海提取三五百萬現金可能很困難，但在我們這邊很方便。每個銀行機構的現金都放得很多，現金監管幾乎不可能。”

根據合同的約定，銀行有監管的權利。但作為權利，這意味著可以放棄行使。

站在銀行的角度，最重要的是風險防范，只要抵押物和盈利狀況都沒有問題，最終錢流向何處，不是它最關心的。

不只是上述中等規模的企業，許多融資實力雄厚的集團公司旗下都有擔保公司或投資公司，利用銀行資金做拆借業務。

然而，高回報之下是否隱含著高風險？

“表面上看是這么回事，但在較為成熟的運作下，風險出現的幾率和暴利的幾率三七開都不到，風險也就在20%左右。”

陳永說，在浙江，像他們這樣的企業，銀行貸款到期了，再困難也絕不拖欠銀行一分錢。“實在沒錢了，向高利貸借，先還銀行，等銀行放款出來，再還高利貸。”

此情形之下，高利貸賺的就是這樣一個時間差。假設企業要還銀行錢，還缺2000萬，向高利貸借。“還給銀行的錢不一定能再貸得出來。但很多擔保公司就有這樣的本事，他可以知道哪些企業需要錢還給銀行，還可以確定銀行是否會再次貸款給企業，甚至他可以確定哪一天貸出來，出現在哪個賬戶上。你還認為這會有高風險嗎？”在陳永看來，高回報之下，實際上承擔的是低風險。

“擔保公司收利息的時候基本上沒發票的，都要企業去洗錢，這又是一個惡性循環。”

雖然很多借了高利貸的老板還不出本金就跑了，但實際上，在還回本金之前，利息可能已經回本了。即使虧損，也不大。

“幾乎所有稍成規模的擔保公司都有銀行力量的介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銀行不介入，這一切無法做到。”張自強說，在浙江，這是公開的秘密。

此次，民間借貸的繁榮出現了新態勢。張震宇這樣總結了近期溫州民間融資出現的兩個新特點：一是民間融資形式呈現組織化；二是民間融資流向呈現投機性。

可以確定的是，民間借貸的資金規模在大企業、大集團和銀行等各種力量的參與下，規模不斷壯大，并且向組織化和集團化發展。

根據企業老板們的估計，浙江民間金融流動的資金規模或許已經接近3萬億。

“以溫州為例，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曾向媒體估算，溫州的民間金融資金規模有8000億元。”

針對周德文提供的這一數據，溫州當地一位官員認為這是“胡說”，該官員表示，溫州地下錢莊并沒有想象得那樣嚴重，對于中小企業錢荒現象，“政府正在積極商討對策”。對于溫州民間金融資金的規模到底有多大，接受記者采訪的政府部門和人員均保持緘默不語，這，最終成為了一個謎。

(文中部分采訪對象為化名) (郭芳 施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