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熱衷放高利貸？

個別國有擔保公司和財務公司參與其中

高林告訴記者，盡管不堪利滾利重壓，但眼下找他幫忙牽線借高利貸的企業卻一天比一天多，而高利貸的利息也“一天一個價”地上漲。“企業太需要錢了，‘錢荒’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很可怕。”

“銀根收緊的時候，銀行貸款首先滿足政府的項目需求和大企業需求，被擠壓的是小企業，這是肯定的。因為政府的項目是壓不下來的，而貸給大企業的成本和風險都遠比中小企業的低。”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根據溫州市經貿委調查的結果顯示：認為當前資金面偏緊的企業占了42.9%，企業資金缺口平均約為10%，而企業的貸款滿足率僅57.4%。受調查的企業大部分是億元以上的規模企業，貸款滿足程度相對較高。事實上，更多的中小企業目前的流動資金已較為緊張，借貸利率明顯攀升。

一邊是不斷收緊的貨幣政策，另一邊是中小企業對資金的饑渴，這使得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非理性上漲。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采訪調查，浙江民間短期借貸的利率水平已達5分、6分，甚至高達8分、10分。半年以上的貸款利率水平也有3分、4分。

在民間資本最活躍的溫州，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溫州的融資性中介機構數量達1879家，包括186家擔保公司、1088家投資(咨詢)公司等。

在民間，這些機構被稱為“地下錢莊”，也被概稱為“擔保公司”。2011年，這些機構的數目一直在增長。

“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實業不做了，去做拆借。因為實業的利潤太低，最多不超過10%。為什么那么多擔保公司，生意還那么好？因為(中小企業)太缺錢了。”溫州某制鞋企業的老板張自強向記者表示，他“所認識的幾乎所有擔保公司都在放高利貸”。

擔保公司，原是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用擔保的第三方。而如今，它成為了高利貸融資鏈條里最積極的推動者——負責通過各種渠道湊集資金，再通過各種方式將錢以高利貸出去。

以一個注冊資金1億元的擔保公司為例，按照有關規定，可以擔保8個億到10個億，但銀行為了降低風險，往往將擔保的額度降低。1億元的資本金放著不能動，假設擔保一個億，擔保的收益率大概在2厘到3厘，收益最多僅為300萬；假設擔保10個億，收益最多也僅為3000萬，這已經是理想狀態，在現實中很難達到。再減去運營成本，利潤空間很有限。

而從制度的設計上看，擔保需要承擔的風險和借錢出去承擔的風險幾乎相同。

所以，從收益和風險比例來看，沒有人會愿意讓1億的資本金睡大覺，錢生錢的游戲其實很簡單。高林表示，如果把這一個億拿來拆借，它的利息是5分到6分，和擔保業務相比，放高利貸更具有誘惑性。

“這個誘惑太大了！”張自強說，他身邊做實業的老板，有閑余資金的，都成立了擔保公司或類似的融資中介了。

高林向記者透露，在浙江，一些國有擔保公司和財務公司也在利用國有資金偷偷放高利貸。“例如，有一家注冊資金為9000萬的行業性擔保公司，就將這筆資金高利貸借給其他擔保公司，再由其他擔保公司以更高的利率放出去。”

針對這種亂象，在3月中旬，銀監會在系統內下發了一份通知，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應注重對融資性擔保機構資質的審查，擔保公司必須在2011年3月31日前完成規范整頓，達到監管要求，才能獲得準入牌照。

但事實上，在浙江，這次整頓并沒有顯著成效。根據高林透露，只要成為相關協會的會員，繳納一定的會員費用，辦理擔保公司的一切手續均開綠燈。在整頓之后，他還成功辦理了多家擔保公司的注冊登記。而這些公司做的都是拆借業務。

高林從銀行辭職之后，很多擔保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欖枝，給出的條件頗為誘人：副總+頗豐的年薪+提成+股權。這樣的待遇不會比銀行差，壓力卻比銀行小得多。

“很多擔保公司的老板并不專業甚至盲目，他們只看到其中的利潤空間很大就去做了，但實際上無論是從人脈還是專業的角度，他們都很需要我們這樣的人幫忙。”高林的很多同行和同事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較為集中地從銀行辭職，跳槽加盟擔保公司。

采訪中記者發現，在高利貸融資的鏈條里，銀行業主動或被動地扮演著極為微妙的角色。